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恩来。文中有这样一段：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人，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颇具争议（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后，按说，杨度可以公开身分转入“地上”了，可他并没受到民国新贵们的礼遇——也许蒋中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本党已故总理生前亲自“发展”过的“同志”，但也有可能人家是明知故“忘”，不愿让已经乱七八糟的本党与口碑更差的杨度搅在一起。反正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张后，有功之臣杨度反倒被冷落。这个声名狼藉的保皇派头领，这个纵横于各军阀豪门间的北洋遗老，只得黯然致信友人，惨兮兮地称：
此后生涯正无住着，意在赴沪鬻文。
志在做泱泱大国首辅的政治家，一下子沦落为在上海滩以卖字画维生的手艺人。白云苍狗，世事无常。
在老友章士钊的介绍下，他成了名声更差的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挂名秘书。章氏也一样，从北洋时代的总长级大人物，成了“海上闻人”杜氏的法律顾问。
杨度逐渐淡出公共场所。民国十八年（1929）1月19日，人们在静安寺里见到了他和他的挽联，那一天，是上海为在北平过世的梁启超举行公祭的日子，身为故人曾经的至交，他不能不到场。
照例，挽联又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而且，还是杨氏风格，既悼故交，亦怜自己：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天晓得，这位坐在专用黄包车上招摇过市的“杜公馆”的座上客，此时，竟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还是中共最内核的秘密机关——特科的谍报人员！要知道，那个时候，正是转入“地下”的中共被国民党当局追杀得血流成河的极为惨烈的年代！
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真实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隐瞒下来，不光国民党当政时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产党坐定天下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没被公开认可，一直拖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被亲历者似是不经意地披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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