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鲁迅如果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答：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1963年毛泽东在南京郊区（图源：VCG）
三月十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四十分，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等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
新闻出版界对政治气候的变化反映灵敏，思想也比较活跃。他们在会上提出了不少问题。毛泽东边听边答，轻松自如。
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的问题，他说：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他又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
有人问：鲁迅如果活着会怎么样？毛答：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他说：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他又一次强调，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在谈到共产党人要向党外人士学习时，他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是不懂的。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将来是要改变的。
三月十一日，晚八时三十分至十一时二十五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参加的有：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
三月十三日，也就是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那天，从晚上八时至次日一时，毛泽东召集了最后一次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是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参加了座谈会。
这些座谈会表明，毛泽东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很熟悉，思想很开放（或许还包含着对批判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某种反思），是真诚地希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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