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党性与人民性，这对在中国公共舆论空间消失了三十年的关系，继习近平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谈到“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之后，再度走向政治前台。今年2月19日，习近平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重申他在2013年对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判断。当天，大陆地产商任志强发表言论，质疑强调“党媒姓党”是在告诉大家“人民就被抛弃到遗忘的角落了”，立刻遭到文宣系统围剿。任志强事件背后折射的正是中共文宣系统对党性和人民性是否统一的问题缺乏认识和重视，任志强本人也没有搞懂这两者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所以习近平4月19日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所谈到的要求官员们容纳和吸取善意批评，尽管是否是对文宣系统过激处置任志强言论之类的不同声音踩刹车还有待验证，但这两件事情所说明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却已经是文宣系统要重新认识和进行理论改革的迫切命题。
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始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论述。所谓党性，是指一个政党的本质特性即阶级性，所谓人民性则是具有整体意义的全民性。因为政党从组织形态上是一些人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而组成，所以自然而然会具有这个共同政治理念背后的阶级性。这也是为什么曾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批判西方政党的阶级性，事实上早期主要沿袭列宁政党理论的中共，也强调自己的阶级属性，而且也不忌讳于自己“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表述。人民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它至少涵盖两个以上阶级，并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内涵，但在历史上，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以苏联政党理论为背景的学者普遍认为，强调人民性就是否定阶级性。这种理论强调阶级性是政党的正常性质，就好像美国共和党和中共都有不同的阶级性，又认为党性和人民性存在着天然矛盾。这种理论让长期执政的共产党在处理党与人民关系时面对较大的认识困难。
然而矛盾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党性和人民性之间既有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的对立性，还有相互依存、相互融通的统一性。作为革命党或者在野党，党性和阶级性也许会被突显，但只要想成为执政党，或者已经是执政党，就必须让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关系有所呈现，不能继续强调自己只为一部人的利益服务。这是目前全世界大部分政党都面对的问题，中共不例外，从这种视角审视，它与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是一样的。这就很好解释了中共党的阶级性不仅并不一定否定它作为全民党的具体操作，更发掘出党性为什么必须根基于人民性，甚至两者之间的关系将在经济发展中被掌握和认识。它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必须依人民性，在发挥引领作用的时候必须体现其先进的阶级性。事实上，中共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和反映人民诉求的“两个一百年”的执政目标，正是出于这种考量，这也是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统一的认识基础。
遗憾的是，在中共建政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党性和人民性被割裂处理，藏身于阶级性阴影里的斗争性，由于左的思想横行其道而被无限放纵。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由于思想和理论认识水平还未达到能掌握党性和人民性辩证关系的程度，又加上当时“左”的影响让人民习惯用对立的斗争思维来看事情，所以才会错误理解资产阶级自由化所可能带来的风险，以为自由化将必然造成人民思想混乱，从而禁提人民性。这一禁就是三十年，期间除了个别领导人内部提及外，人民性几乎在新闻舆论中消声匿迹，更影响了掌握这种认识的理论建设。
然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今天，还应该是这样吗？
必须要认识到，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今天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同于1978年，更不同于1949年。随着过去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基础与结构发生了改变，这就决定上层建筑必须与时俱进。所以发改委因应经济发展，经济管理能力得到明显进步；央行对中国外汇和货币政策的管理也进步迅速；军队因应国防建设需要和世界军事变革，进行了颠覆性的制度改革；还有更多部门和省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都经受了历练和萃取，进行了相应革新。可是在中共意识形态的理论核深处，却依旧被霸道的斗争思维束缚，理论认识一直无法指导意识形态发展，更跟不上经济基础发展脚步，导致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却严重滞后，甚至被诟病为“八股”。
当然，其它领域的改革相对容易，特别是具体的产业领域和行政体制，更可以在必要时通过强力方式推进。意识形态领域却急不来，它要改造的是一个群体的认识，要改革的是某些人依然拥抱的斗争思维。显然，理论是落后于实践的，但作为中共理论班子的中宣系统却不能过于落后。形势已经愈来愈严峻，今天的经济基础倒逼着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
中共的文宣系统和理论家要知道，中国的经济变化步伐已经进入了快车道，加上以自由、碎片、多元为生命力的互联网时代带来的社会认识全方位转换，精神文化领域发生了范式的转移，人民已经无法接受自己只是劳动者的传统定位，他们追求着全新的身份认识，与社会的关系更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改变无法不挑战执政党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
正是认识到时代发展带来的人民性变化，习近平在引领中共不断进行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过去三年更是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改革的“第五个现代化”。然而在文宣系统，却依旧遵循改革开放前的专政思维，习惯于将笔杆子当枪杆子用，将新闻舆论的说服引导扭曲为政治宣教，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被压制，甚至在错误理解维稳意义的情况下，不惜对某些不同声音采取简单粗暴的专政手段，使得官方主旋律与公共舆论这两个并非必然矛盾的关系变成一种对抗性矛盾，这既削弱了新闻舆论工作应有的监督和疏解人民情绪的功能，又混淆了社会对中共应有的认识，让人民觉得中共强调党性，就是在消灭人民性，党和人民的关系是对立的，任志强的观点很好代表了这样的认识逻辑。
历史在不断进步，中共的党性同样跟随这种步伐随时发生转变。回顾中共将近百年的历史，就好像以往要建立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一样，中共不断从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转化为中国特色的全民式政党。最初在社会主义学说和苏联十月革命实践启发下成立的共产党，认可的阶级基础只有工人阶级，但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共认识到农民阶级的重要性，于是变成工农联盟。1949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认为人民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再次扩大了中共党性的内涵。后来虽然因为反右和文革，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被贴上地富反坏右标签的群体也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随着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给知识分子摘帽，而且绝大多数当年受到打击的人都得到平反。
改革开放以来，先是邓小平在南巡期间提出判断改革成败标准的“三个有利于”，客观上为非公有制经济群体提供了保障。后来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中共继续向执政党角色转变，再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开始对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纠偏。习近平去年又提出要重新界定党外知识分子，主张重点团结留学人员、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等三类人，“找到最大公约数”，又一次重新认识到在这个历史阶段有必要重新提出和认识人民性，而且要在人民性这个理论议题上下足功夫、做足文章。
在这种情况下，动不动就将人民内部矛盾上纲上线为敌我矛盾，甚至还冒出“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言论，不仅与历史潮流不符，妨碍了中共自身的转型和新时期理论建设的步伐，还会割裂执政党和人民的联系。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文宣系统而言，确实需要重新认识今天中共的党性和社会属性，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文宣系统也应该主动顺应和掌握好时代的变化、中共党性的转变和习近平的世界观、价值观，在中共进一步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过程中，确保自身工作和职能能够与时俱进，推动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和统一。唯有这样，才能彻底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才能将党建做好，让中共的改革引领政府和社会的改革，从而摆脱自身改革滞后的困境，回应时代和人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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