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官方打破惯例，罕见全文发表了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年初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的内部讲话。其中“莫用三爷，废职亡家”这一句话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所谓“三爷”，并非一个人，而是指三种人：“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
这一官场谚语，实际是总结了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那就是大臣们要做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不仅要洁身自好，严于律己，而且要严格要求和管理好自己的至爱亲朋，不可让他们任意逞威弄权，尤其不可一味任用至亲，“一用子弟至亲，百弊丛生”。这些人一旦权力落入彼等之手，就不免狐假虎威，残民以逞，“通贿赂，变是非”，“弊难枚举”。（汪祖辉《学治臆说》）如果对亲属任意放纵，最终就不免落得个“废职亡家”的结局。
伴随着中共新一届领导人的强势反腐，不少“三爷”被推至前台。雷同古代，因此而落魄收场的贪官接连出现仿佛让人产生了一种“既视感”。
经粗略统计，在中纪委通报的被查处的干部“问题清单”中，近2/3违纪涉亲属。他们往往借助官员职务影响力不当得利，各种手段轮番使用。胃口一步步被撑大，手越伸越长，点滴腐败质变为触目惊心的大贪，最终蚁贪沦为巨蠹、硕鼠。为官从政的最终披枷带锁、坐穿牢狱；经商的未能成就一番事业，反倒自掘了坟墓。譬如，利用“关系”攫取石油、水电等特权交易利益而猖狂不可一世的周永康之子周滨，令计划案背后暗藏着的其妻子谷丽萍与坐拥“商业帝国”呼风唤雨的其胞弟令完成等。
针对此类“拖家带口”，而绝非“一人在战斗”的落马官员们，习近平态度颇为复杂。其“莫用三爷，废职亡家”的一番讲话便透露着丰富的信息，亦大约体现了习近平个人的真实性情。
首先，其就家风问题数次语重心长的嘱咐要操这点心，说明他本人一个基本态度，党政官员的培养不易，他是爱惜的，所以才会提醒挽救。除了三番五次地提醒外，其还力推整风，提倡批评要有“辣味” 让每个干部都红红脸出出汗。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国家培养一个领导干部比培养一个飞行员的花费要多得多，而更多的还是我们倾注的精神和精力。”而据业内人士透露，“一名飞行员体重有多重，培训他的费用就等于同体重的黄金！”除了这笔经济账外，干部的培养还要算算政治账、社会账、民意账。
其次，“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培养干部虽实属不易。但这并不等于就可以冠冕堂皇地庇护官员，对问题官员就要毫无底线地网开一面。习近平表示，“干部子弟也要遵纪守法，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弟就谁都奈何不了了。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处理，而且要从严处理，做给老百姓看”。周永康大儿子周滨凭官倒牟利、郭伯雄曾叹息“自己儿子郭正纲以后是个大麻烦”、令计划更是为解决自己儿子车祸事件不惜违纪，现在虽“来去自由”的薄瓜瓜等典型案例的查处，均体现了中共的务实态度。
在处理典型案例的同时，中共也不忘扎牢制度藩篱。在4月18日一次深改组会议上，其决意推广上海规范限制官员亲属经商办企业的禁令。按照部署，号称“史上最严”的约束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行为的禁令将覆盖同属中央政治局委员辖地的政治重镇北京、广东、重庆、新疆。
事实上，类似动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价格双轨制”时期，便有明确禁令。1985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声称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参与套购国家紧缺物资，进行非法倒买倒卖活动，已经引起群众的不满，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损害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因此要求“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
然而“禁令”的执行多半仰赖官员对亲属的自我约束，尤其是在高层领导中。最终，由于疏于管控执行，接连不断的禁令实际上如同废纸一张，“官倒”泛滥甚至成为导致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的诱因之一。与之不同的是，中共此轮政治试验明确“规范”，凸显中共“有所保留”的务实态度。
根据官方报道，习近平要求严格界定经商办企业行为，细化规范程序，明确操作依据，确保规范工作有序进行。“要把集中规范和日常监管有机结合起来，规范工作基本完成后，要转入常态化管理，推动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制度安排。”在划定官员亲属红线的同时，也要承认官员亲属尤其是红二代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沿着祖辈的遗训从政、从军、从事学问，其正常的经营性行为允许存在，重点在于清晰的界定和利益回避，避免与生俱来的特权身份带给他们的干扰市场便利，沦为权贵攻击的箭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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