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交恶的是对中共建政后外交政策影响最大而且是中共最力图回避的历史，在苏联相关历史档案早已陆续解禁，而中共对中苏关系的档案却一直严加控制，不向外界开放。
1957年11月12日，毛泽东等赴苏联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会见赫鲁晓夫(图源：AFP/VCG)
分析中苏关系首先了解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特殊结构，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同，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之中，苏联占据绝对的领导地位，其他成员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需要服从苏联的旨意。如果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比作一个树的话，苏联是当之无愧的树干，而其他国家不过是由树干衍生出来的枝叶。基于国际共运阵营结构的特殊性，因此不可能用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解释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
分析中苏关系还必须了解中共与苏联的历史纠葛，中共从诞生之日起，就长期作为由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中共的重大决策都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首肯，作为服从的交换，苏联给予中共巨额的财政支持，苏联这一恩主的地位一直延续到中苏关系的决裂。如果没有这一历史因素，中苏之间的矛盾将走向不相往来的冷谈而不是严重对立的仇敌关系。
毛泽东从执掌中共大权之后，一直谋求获取把控党政军的绝对权力，它在党内扳倒了张国焘、王明等对手，确立了中共说一不二的领袖地位，但他在党外还面临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的制约，不得不默认斯大林作为其太上皇的存在。1942年皖南事变之后，中共的新四军近万人主力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全军覆灭，毛泽东面对此奇耻大辱，曾力图给国民党军队以以牙还牙的军事反击，但斯大林出于维护国共合作抗击日本侵略的目的，阻止了毛泽东的反击行动。在1945年抗日战争日本投降后，中共立即制定了从日伪手中夺取上海、平津等大中城市的计划。但让毛泽东意想不到的是，就是他下达在各城市发动起义命令的当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电告，电报明确要求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进行和谈，说如果发生内战的话，中华民族将有毁灭的危机。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大为不满，但最后还是只得委曲求全接受了莫斯科的劝告，不得不放弃了夺取大中城市的计划。以上事实表明，在中共建政之前，由于中共要打败国民党必须依赖苏联的支持，因此毛泽东只得默认苏联的领导地位，并服从苏联的意见。但毛泽东的服从是违心的，一旦中共的政权稳固，追求绝对权力的毛泽东必然力求摆脱苏联的束缚，做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
中共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内政外交政策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内政方面，中共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了一大二公的国有制经济，通过国家暴力手段，摧毁了原先社会中的资本家、地主和富农阶层，取得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在外交上，毛泽东奉行革命外交，力图在亚洲地区输出革命，其中典型的表现是中共在1959年3月撕毁了原来与西藏达赖政权达成的维持西藏社会制度不变的协议，通过武力占领了西藏的首府拉萨，并很快将社会制度复制于西藏之上。中共的革命外交使其周边国家都感觉到严重的压力，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瞬间恶化，东南亚各国政府对中共也普遍持警惕的敌对态度。
而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在和平环境下，苏联不可能在欧洲继续推行输出革命外交，苏联的精力集中于发展经济、扩张军备和加强对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控制方面。在此情况下，苏联不希望四面树敌，而是希望和西方国家保持和平竞赛的局面。因此，苏联希望中共放弃其革命外交路线，停止对外输出革命，但早已羽翼丰满的毛泽东再也不会像二十年前听任苏联的摆布。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头”，苏联绝不允许在自己的阵营中有人与自己唱反调，为此，1959年12月，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讲了一句名噪一时的话："我们必须对一下表"，以老子党的口吻要求共产主义阵营中各国，特别是中国与苏联保持一致。1960年6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共第三次代表会议上对中共的革命外交路线给予严厉的批评，挖苦毛泽东不懂现代战争，说什么死个几亿人，还有几亿人照样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被认为是疯子"。
此时，中苏关系存在两种走向，一是像当时法国与美国的关系一样，通过正常的外交沟通协调两国的矛盾，处理双方的分歧，二是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双方走向敌对。当时苏联整体实力日益上升，一心维系其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龙头老大地位，而中国长期以来积贫积弱，在经济、军事等综合国力方面大大落后于苏联，其在欧洲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除了阿尔巴尼亚外，几乎都站在苏联一边，这样使得苏联有可能对中共实行高压封堵的政策。（d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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