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五•一六通知”，一般被外界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发起的标志。随着距离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越来越近，舆论关于文革的种种讨论又一次升温，特别是如何看待与反思文革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左派意见领袖的独立学者司马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反思文革不能变成“阴谋史学”，今天对文革进行严肃反思的最大困难在于意识形态斗争形势复杂而激烈，不少人企图用反思文革来“夹带私货”。
司马南斥责一些人借反思文革颠覆中共（图源：VCG）
中共对文革有新表述
中共官方对于文革的表述，最重要的内容包括两份文件，一份是由毛泽东主持起草，于1966年8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另一份是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起草，于1981年6月27日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司马南把前者喻为“1号文件”，把后者喻为“2号文件”。他认为，两份文件都是中共历史上及其重要的文件，其严肃性都要承认。今天对于文革的理解，应该基于这两份文件生成。
《决议》将新中国建国后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文革十年被单独划分成第三个阶段，并对其有明确的定性：“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而在司马南看来，距离《决议》的发布又过去了三十多年，今天可以考虑让《历史问题决议》当中的结论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对邓小平同志也要像对毛泽东同志一样，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对邓也不能搞两个凡是”。
司马南强调自己并非反对《决议》，他认为其中的很多重要结论经得起实践检验。需要重新审视的，是“哪些东西没有讲到、哪些东西讲到了但是不够、哪些东西还可以讲的更好”，“今天如果再做出一份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讲”。
尽管中共高层极少在公开场合谈及文革，但司马南这个设想正是来自于中共中央的一些新表述，因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文革其实是有说法的”。他所指的“说法”，主要是习近平曾多次在讲话中提到的“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司马南指出，新中国前后三十年都有重要的历史经验需要总结，习近平所说的“探索性失误”很好的将历史统一了起来，这种“微妙的做了回应的回应”，与邓小平的理论一脉相承。他认为，如果中共中央出台关于文革的“3号文件”，习近平这种对文革的认识会是主基调。
“反思文革不能变成阴谋史学”
虽然三十多年来大陆官方在文革问题的态度上始终处于讳莫如深的状态，但社会各界对于文革的反思从没有停止，还会因为一些公众人物时不时在相关话题上的争论而形成舆论热点。
对此，经常在国际媒体上参与此类讨论的司马南指出，反思文革是对的，但要实事求是，站在对人民负责的立场上来看文革中哪些事做对了、哪些事做错了。但现在对于文革的反思与总结充斥着阴谋史学，“变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诋毁和诬蔑，变成了‘往事不如烟’那样的控诉，变成了伤痕文学那样话剧式的、文学范的宣泄，变成了只许夸张它的不好，不许实事求是的评论它有些事儿也没那么不堪”。他表示，当一个人情绪化的带着仇恨来诋毁自己想象中的敌人，无助于对文革过失的反思。“有人用‘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不叫反思，而是反攻倒算”。
司马南承认，文革当中有非理性的行为，有一些现象是不能容忍的、无法无天的。但现在的情况是一部分人对文革的妖魔化说法被放大了，并且用这些人的声音在民众中给文革“定调子”，这是“很可笑的”。他认为应该让在文革中作为活动主体的、尽可能多的人都来说文革，特别是大量的口述历史，才能还原文革的真面目。
同时还应该看到，当今中国民众反思文革有种倾向，即一提文革就是“左”。文革中阶级斗争扩大化、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指导的种种行动在《历史问题决议》中被作为左的错误批判过，但在司马南看来，今天人们看到一些现象就指控“左”，其实和邓小平的一句话有关，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被不断引用，以至于让今天的很多中国人陷入误区，甚至把那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也当做“左”、甚至“文革余孽”。
司马南指出，邓小平这话是在三十多年前，针对某一种特定现象、在某种特定情境下讲的。又过了三十多年，“我们还朝着‘左边’反下去，可现实是‘右边’已经打上来‘撞墙沉船’了，形成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了，我们还在反‘左’，这就是刻舟求剑！”
司马南认为，《历史问题决议》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是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本身，抽去了这“两把刀子”，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内容，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能因噎废食。“在这个问题上的暧昧，无异于束手就擒”。
至于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司马南认为，文革是中国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大家都说反思文革，其实是各说各话，每个人都试图在反思文革当中获取自己最想得到的东西。”一些人抓“文革余孽”，喊“文革重来”，把现今某些做法指控为文革，除掉个别人患有“文革后遗症”之外，明显是项庄舞剑，借反思文革之名，行推翻中共、“反对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之实。“他们把市场原教旨主义，把西方新自由主义，把西方普世价值之外的一切，甚至包括文化史上优秀传统，把捍卫国家利益的必要行动一概斥之文革。如此一来，文革便无处不在，他们对文革的恐惧便草木皆兵”。而那些真正反思文革的方式被当做“极左”或文革余孽压制了下去，这也正是严肃反思文革的声音“泥牛入海”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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