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科学和学术没有国界一样，沟通中西方科学文化的桥梁应该也没有国界──既然李约瑟已经为世人架设了这样一座桥梁，我们也就不一定再去修建这座桥梁的中国型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在这座桥上行进。
经媒体过滤的李约瑟
由于多年来大众传媒的作用，李约瑟成了“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至少在大众心目中是如此。
李约瑟
通常，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因为他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作了极好的宣扬”，为中国人争了光。这部巨著新近的“精彩的提炼”，则是R.K.G.坦普尔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由国内专家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的一部普及读物，其中共举出了100个“中国的世界第一”，以至于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
由于中国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尤其明显，公众已经失去了汉唐盛世的坦荡、自信心态。因此这些“世界第一”立刻被用来“提高民族自尊心、树立民族自信心”。从李约瑟的研究工作被介绍进来的一开始，就是按这样的逻辑来认识的：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为我们中国人说了话，说我们中国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自1954年他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此后约二十年，正是中国在世界政治中非常孤立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有李约瑟这样一位西方成名学者一卷卷不断地编写、出版弘扬中国文化的巨著；更何况他还为中英友好和交往而奔走，甚至为证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而奔走，这当然令中国人非常感激，或者可以说是感激涕零。正如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所说：“当时中国多么需要有人支持，而李约瑟大胆给予了支持。”
媒体描述给公众的李约瑟，影响了公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在许多公众心目中，中国科学史，就是搜寻、列举中国历史上各种发明、成就的，是寻找“中国的世界第一”的。或者干脆一句话：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观点一度深入人心，几乎成为普遍的共识。
大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又影响了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取向。科学史研究到底该不该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目的，十几年前国内科学史界曾在一些会议上爆发过激烈争论。当时肯定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只有一些年青人勇敢地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到今天，情形当然大有进步，相当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科学史和其它科学学科一样，只能是实事求是的、没有阶级性的、不存在政治立场的学术研究。不过，缺乏这种认识的人士无疑还有很多。
最后，还有书名问题。李约瑟的巨著本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既切合其内容，立意也好；但他请冀朝鼎题署的中文书名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结果国内就通用后一书名。其实后一书名并不能完全反映书中的内容，因为李约瑟在他的研究中，虽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对象，但他确实能保持对中国古代整个文明的观照，而这一点正是国内科技史研究的薄弱之处。关于这个书名，还有别的故事，说法各不相同。我们这里关心的是取名背后的观念──我们之所以欢迎这个狭义的书名，难道没有想把可能涉及意识形态的含义“过滤”掉的潜意识吗？
李约瑟与西方科学史家
对国内大部分公众而言，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的结果，给他们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大偏差。
和现今充斥在大众媒体中的往往片面和过甚其词的描述相比，真正的持平之论出自李约瑟身边最亲近的人。鲁桂珍的《李约瑟小传》无疑是一本非常客观、全面的作品，鲁桂珍在其中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
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还不能算是他们“圈子”中人，只能算是“票友”，至多只是“名票”而已。所以在西方科学史界，对李约瑟不那么尊敬的也大有人在。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科学史教授Charles Gillespie，是李约瑟的学术敌人，他说：“我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史，也不是科学家，可是我知道，凡是用马克思主义做为研究的出发点的书，其结论都是不可靠的。李约瑟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出发点，所以他的论点也不可靠，我不必看他的书了。”这样的事例通常也是中国人所不乐意看到的。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美国的席文(Nathan Sivin)。席文很长时间以来就是“李约瑟过时论”的积极鼓吹者。例如，1999年8月在新加坡开第九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休息时我和他闲聊，他又提起这一话头，说是“你们现在再读李约瑟的书已经没有意思了，李约瑟的书早已过时了”。当我委婉地告诉他，中国同行都认为他的文章很难读懂──即使翻译成了中文仍然如此，他似乎颇感意外，但接着就说：“至少不会比李约瑟的书更难懂吧？”我说我们的感觉恰恰相反。他沉吟了一会儿，断然说道：“那一定是翻译的问题！”──其自信有如此者。
在西方，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科学史感兴趣的人，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科学史为职业的人，都还有许多。姑以研究中国科学史著称的学者为限，就可以列举出何丙郁、席文、日本的薮内清(最近已归道山)、山田庆儿等等十余人。至于研究其它各种文明史、科学史的西方学者，那就不胜枚举了。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开起年会来，与会者常数百人，尽管其中也会有不少“票友”，但人数之多，仍不难想见。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集体的贡献
《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们如今也只好约定俗成，继续沿用此名)按计划共有七卷。前三卷皆只一册，从第四卷起出现分册。剑桥大学出版社自1954年出版第一卷起，迄今已出齐前四卷，以及第五卷的9个分册、第六卷3个分册和第七卷一个分册。由于写作计划在进行中不断扩大，分册繁多，完稿时间不断被推迟，李约瑟终于未能看到全书出齐的盛况。
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一直在国内受到特殊的重视。在“文革”后期，曾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原著的少数几卷，并另行分为7册，不与原著对应。不过在“文革”中这已算罕见的“殊荣”了。到八十年代末，重新翻译此书的工作隆重展开。专门成立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卢嘉锡为主任，大批学术名流担任委员，并有专职人员组成的办公室长期办公。所译之书由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十六开精装，远非“文革”中的平装小本可比了。新译本第一批已出第一第二两卷，以及第四卷和第五卷各一个分册。
李约瑟固然学识渊博，用力又勤，但如此广泛的主题，终究不是他一人之力所能包办。事实上，《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的撰写，得到大批学者的协助。其中最主要的协助者是王铃和鲁桂珍二人，此外除了上列各册中已经标明的协作者之外，据已公布的名单，至少还有R.堪内斯、罗祥朋、汉那一利胥太、柯灵娜、Y.罗宾、K.提太、钱崇训、李廉生、朱济仁、佛兰林、郭籁士、梅太黎、欧翰思、黄简裕、鲍迪克、祁米留斯基、勃鲁、卜正民、麦岱慕等人。
何丙郁曾表示：假如没有鲁桂珍，就不会有李约瑟，而只有一个在生物化学领域的Joseph Needham。这个说法也得到鲁桂珍的认同，“鲁桂珍很欣赏这句话。她还念给李老听，博得一个会心微笑。”
鲁桂珍
何丙郁还有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看法：
长期以来，李老都是靠他的合作者们翻阅《二十五史》、类书、方志等文献搜寻有关资料，或把资料译成英文，或替他起稿，或代他处理别人向他请教的学术问题。他的合作者中有些是完全义务劳动。请诸位先生千万不要误会我是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诉苦，或替自己做些宣传。我只是请大家正视一件事情：那就是请大家认清楚李老的合作者之中大部分都是华裔学者，没有他们的合作，也不会有李老的中国科技史巨著。李老在他巨著的序言中也承认这点。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集体的贡献，并不是仅能从有许多华裔科学家协助他这一方面上来立论，还有另一方面。何丙郁说：
我还要提及另一个常被忘记的事情，那就是李老长期获得中国政府以及海内外华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连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经费都是来自一位中国朋友。换句话来说，我们要正视中华民族给李约瑟的帮助，没有中华民族的支持，也不会有李约瑟的巨著。假如他还在世，我相信他也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中国科学技术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努力的成果。这样大胆坦诚的说法，也只有外国人何丙郁敢说。
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李氏生前考虑到公众很难去阅读上述巨著，遂又请科林・罗南(Colin A. Ronan)将李氏巨著改编成一种简编本，以便公众阅读。书名《中华科学文明史》(The Shorter 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篇幅仅李氏原著十几分之一，共分六卷，从1978年起由陆续出版，至今已出五卷。此六卷简编本的中文版权，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并购得，目前正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负责翻译。前三卷将于2000年年底问世。今年正值李氏百岁诞辰，这部《中华科学文明史》中译本的出版，将成为对李氏数十年辛勤工作和他对中华文明之深厚感情的纪念，而广大公众也将有条件较为全面地直接了解李氏的成果。
《中国科学技术史》所受到的批评
真正全部通读《中国科学技术史》已出各册的人，在这个世界迄今很少，今后也决不会太多──它的卷帙对于终日忙碌的红尘过客来说实在过于浩繁。就总体而言，它首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巨大存在--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别的著作，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及与整个文明的关系方面，达到如此的规模、深度和水准。自从本书问世之后，任何一个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或需要深究中国国情的人，如果不阅读这本书--至少是有密切关系的卷册章节，那就在他的知识背景中留下了不应有的空缺，因为没有任何别的著作能在这方面替代它。
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其中的各种错误，这些错误丝毫不能否定李约瑟的巨大成就，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是《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浩大的学术工程？要不出任何失误是不可能的。李约瑟的研究和结论，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失误。书中的具体失误，各方面的专家已经指出不少，这里无须缕陈，仅略举一二例稍言之。
比如，李约瑟与鲁桂珍认为中国古代利用人尿炼制的药物“秋石”中含有性激素，这就将人类发现和使用性激素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年左右。他们的这一结论一度在西方学术界引起相当的轰动，但是近年国内和台湾学者的考证和实验研究者表明，“秋石”中其实并无性激素。
这只是具体失误的例子；就全书整体言之，李约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热爱和迷恋，他似乎在不少问题上有对中国古代成就过分拔高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李约瑟本人身上尚不足为大病，但“城中好高警，四方且一尺”，近年坦普尔著书谈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其中颇多穿凿附会之处，尤为推波助澜。影响所及，就不免造成国内一些论著在谈论祖先成就时夜郎自大的虚骄之气。
李约瑟的这些错误，我认为可能有深层原因。
他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异乎寻常的热爱。李约瑟和中国文化本来并无渊源，此渊源起于他和鲁桂珍的相遇──有不少学者还注意到当时鲁桂珍年轻貌美，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本序言中自述云：
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象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按李约瑟自己的说法，这“皈依”发生于1939年前后。
但他对中国文明的热爱既已成为某种宗教式的热情，到时候难免会对研究态度的客观性有所影响。李约瑟的不少失误，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的地步。而他在给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竟说：
对于这样一项任务(按指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非常重要的不在于知之甚多，而在于对中国人民及其自古以来的成就怀有满腔热情。热情的重要性超过了知识本身，若仅就治学而论，后果曷堪设想？
另一方面，还可以参考台湾学者的意见。如前所述，李约瑟虽然在生物化学方面早有成就，但他并未受过科学史学科的专业训练，也未受过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因此朱浤源指出未能“把什么叫科学加以定义”是李约瑟的一大困境，也就不奇怪了。朱浤源说：
我们翻开开宗明义的第一册《导论》，发现李氏竟然未将“科学”加以定义。或许研究生化胚胎学，不需要对“科学”加以定义，因为生化已在科学之内。但要探究中国古代为期两千年的所有科学的时候，什么是"科学"就变得十分要紧，以作为全套研究以及所有参与者思索研究架构以及选取材料的准绳。从第一册看到所谓plan of the work，介绍了中文如何英译，参考资料如何引用，缩写的方法为何，参考书目的制作。此外，就无有关定义、研究假设、研究途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技术的说明。・・・・・・由于没有定义，哪一些学门。哪一些分科、哪一些材料应该纳入，哪一些不应该纳入，就没有客观的标准，从事抉择的时候，较难划定统一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研究计划就不是由研究人员所单独左右，材料本身也可以反过来左右研究计划；一旦材料越来越多，定义又付缺如，研究人员家必须被材料所左右，使工程越做越大。
根据上文所列书目，"使工程越做越大"的后果已经有目共睹。而实际上，李约瑟有时拔高古代中国人的成就，也和不对科学加以界定有关系。
李约瑟的"道教情结"
李约瑟的"道教情结"是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框架中极为重要的特色，值得作深入研讨，限于篇幅，此处仅提供初步线索。
先看何丙郁在1995年所叙述的一个场景：
今年八月时，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举办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主题是"道家是否对中国科技的贡献最大"，邀请欧洲各国有名的汉学家与会，他们举出中国历史上很多非道家人士，如汉代张衡、唐代一行和尚等科学家，在数学、天文等基础科学方面的贡献远多于道家，除了炼丹术的研究是道家贡献最大。在场学者，包括旁听的研究生，没有一个人同意李约瑟的观点，而李约瑟自始至终没说半句话。当时何丙郁只好出来打圆场，说同意或反对李约瑟观点的都不算错，关键看对"道"如何理解云云。可知李约瑟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未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
李约瑟自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足见他对中国道教学说之倾心。而道教学说是中国古代对性问题涉及最多、最直接的学说。对于道教的房中术及有关问题，李约瑟长期保持着浓厚性趣。可能是由于国人对性问题的忌讳(尽管这种忌讳如今已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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