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雷洋的死亡被带到了“嫖娼”的十字路口，那么按照官媒的思路，就要谈谈性与权力了。
在中国，嫖娼犯法，但总有人在做嫖娼的生意。春草割不尽，有关方面于是只能在监管和放任间留一只眼睛，确保太平无事就好。性与权力有时候常常暧昧不清，警察有时候抓，有时候不抓，于是街区里的“嫖客”永远有种侥幸心理。
时代再变，某种父权意志却贯穿了几百上千年，有时放任一下，有时又恐怖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后人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里，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糅为一气，他的逻辑是，受快乐原则支配的无意识是先天的，因而更体现人的本质，无意识中的主要本能是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而前者就是爱欲。人的解放，当然包含了爱欲的解放。
“但是它并不是人的性欲的毫无限制地满足”，相反，是要爱欲进入劳动领域，使人摆脱异化劳动的痛苦。当然，现如今人没有被劳动解放，因此也无法预见人类大解放后男女关系是否就不需要警察的盯梢。
但唯一能确定的是，在没有实现乌托邦之前，法律是最可靠的绳索，它规定了人性里最不分明的灰色地带如何附着在社会活动的表层上。
不过，它也规范了什么时候权力应该进入，怎么进入；也只有法律能解释什么是个人自由，什么是法律“要管的”。
自由这个橡皮图章也许任何话题都能拿来用，但法律作为现实的准绳，却是再好不过的悲剧的避风港。
按照现在的舆论趋势，只要“雷洋嫖娼”这个说法坐实，那么他就是戴罪之人。按照以往的经验，罪犯之死很难引起普通百姓的注意，因为大部分人都认为“坏人就活该死”——“坏人”即道德败坏之人。有人试图以这个逻辑来运作此事，只可惜此时非彼时。既然提倡依法治国，那么人们更想知道，在雷洋案里，权力有没有越位，执法过程是否有不当之处。而就在这个节骨眼，监控摄像和执法摄像恰好缺位。说到底，不管雷洋有没有嫖娼，公众求解的是为何“死无对证”，而有人却装作不知道。
据现有的一些已被披露的细节看来，雷洋死前曾作出激烈的“反抗”，而他死于心脏病发，这两个细节是否成因果关系，恐怕还需要第三方介入调查。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