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对夏莲荫说：“我认为，革命完成以前，革命力量不应分裂。但是，如果汪精卫要分共，我支持他，因为他对这一问题比我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以前已经说过，军人被告知，服从是他的天职。这可能很危险。年轻的军人易于被引入歧途。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认真地考虑，哪种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汪精卫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也就这样想。在宁汉分裂中我绝对支持他的立场。我对于军事的兴趣远高于政治。”
《良友画报》138期：保卫武汉的张发奎（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近年来，关于南昌起义的资料已发表不少，研究也相当深入，但是，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却很少见到。因此，张发奎的有关回忆值得注意。
在何廉与韦慕庭（C.Martin Wilbur）教授主持下，美国哥伦比亚东亚研究所于1958年开始一项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先后访问了十余位在现代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名人，请他们口述生平，哥大方面加以记录、整理。
对张发奎的访问是由夏莲荫（JulieLien-yingHow）女士进行的。夏女士阅读了大量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到香港访问张发奎四百余次。然后，将记录整理为英文稿，定名为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Fa-kuei（《张发奎回忆》）。全稿共21章，1033页。现藏于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承韦慕庭教授盛意，特意赠送了我一套该稿的全部缩微胶片。
下面是夏莲荫和张发奎的问答摘要。
对进攻南京有信心
1927年6月，武汉国民党中央将唐生智的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下辖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四、第十一、暂编第二十军，黄琪翔、朱晖日、贺龙分别担任军长。7月中旬，武汉政府决定东征，直取南京。夏莲荫和张发奎的谈话是从东征开始的。
“进军南京您是否有信心？”夏莲荫问。
“很有信心。我相信，唐生智和我能够夺取南京，赶走蒋先生。站在我们一边的有第二、第三和第六军。我们所需要对付的只有第一军。第七军的态度我们拿不准。”张发奎答。
“计划如何进攻南京？”
“计划派遣第四军第二十一师富双英部沿长江南岸前进。我的主力将自南昌分两路东下。一路经上饶、江山、杭州，进攻上海或南京，一路经皖南进攻南京。”
绝对支持汪精卫
“我的部队自河南返回武汉后，只停留了几天，就开赴九江。叶挺的第二十四师是先遣队。我命令自己的部队集中于南浔线。朱培德的部队已向东开拔，留在南昌的只有很小的一支部队。朱德是军官教育团团长，并且是南昌公安局局长。
叶剑英在九江担任第四军参谋长。他是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的梅县老乡推荐给我的。我以前见过他，但不很了解。”
“您了解他是共产党员吗？”
“不了解。”
“1927年6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共产党问题，同时，镇压所有言行违背国民党原则的人。稍后，汪精卫召集高级军政领导人会议，通知我们，中央已经采取和南京清党很不相同的分共政策。这意味着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和平地退出，不必逮捕并杀害他们。他要求军队领导人马上回部队，作好准备。我们要求共产党员自愿地退出，给他们钱，让他们离开。如果他们不希望离开，可以留在武汉，但不能在政治和军事机关工作。”
“您对分共政策有何意见？”
“我认为，革命完成以前，革命力量不应分裂。但是，如果汪精卫要分共，我支持他，因为他对这一问题比我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以前已经说过，军人被告知，服从是他的天职。这可能很危险。年轻的军人易于被引入歧途。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认真地考虑，哪种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汪精卫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也就这样想。在宁汉分裂中我绝对支持他的立场。我对于军事的兴趣远高于政治。”
“关于苏联顾问，汪精卫是否说过什么？”
“没有。关于苏联顾问，汪精卫在那次会上没有说什么。”
“在那个时候，您对于苏联顾问有什么感觉？”
“我没有感觉到他们在密谋策划反对我们。”
邓演达动员张发奎回广东
“邓演达和铁罗尼来看我。这两位关系密切。邓演达说：‘汪精卫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您不应该听他的。唐生智政治上也死了。您应该带领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回到后方广东，重建革命基地，一切从头做起。’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邓的最初目的是想在共产党人和我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组成一支反汪、反蒋力量，但他不是共产党员。
我反驳说：‘汪精卫的政治生命还没有终结，他只是有点病，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请医生救他。’这说明，我那时仍然左倾，我说：‘我们仍然可以和汪精卫谈谈。’我想和汪精卫谈什么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支持他。”
“铁罗尼说什么？”
“他同意邓演达的意见。邓演达和我是同学，后来又在邓铿的第一师里同事。长时期来，我们的联系从未中断。共产党人知道，我们关系牢固。我猜想，他们希望邓能以个人关系打动我。我们分歧的关键之点是汪精卫。
邓演达认识到不能说服我，很快去了郑州。冯玉祥对邓说：鲍罗廷和其他俄国人回苏联时经过他的司令部，他答应保护他们。许多共产党人穿过他的领区。我很奇怪，他为何巴结共产党人？”
“有没有其他人和您说过类似邓演达的话？”
“邓演达是唯一对我说过汪精卫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的人。郭沫若，特别是高语罕，害怕我扣押他们，不会有勇气走得这么远。他们都知道，我是汪精卫的坚定的支持者。他们说：由于下级共产党员的幼稚病，湖南农民运动已经走到极端，共产党中央不赞成这种情况。他们向我保证，一切都可以补救过来。
我想，谭平山、徐谦、何香凝和我谈过，维护所谓‘三大政策’的问题。许多人都维护这些政策。”
不反对共产党员个人
1927年8月6日，有一个叫林昌炽的人，上书武汉国民党中央，指责共产党把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其中谈到汪精卫分共后，“（军校）一班C.P.分子，则因受其团体之指挥，经由恽代英等向张总指挥再三交涉，收编为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军官团”[1]。夏莲荫女士研究了这份资料后，问张发奎有无其事。
“有。我愿意接收这批干部。那些留在武汉的学员进了军官团。组成军官团，隶属于第二方面军是中央当局的命令。杨树松被任命为团长。他是东北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是邓演达的追随者。”
“有多少人组成了军官团？”
“一千多。”
“在第二方面军的下级干部和士兵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吗？”夏莲荫问。
“我不相信士兵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因为在那时，大多数共产党员是知识分子。下级干部中有共产党员，但我不知道有多少。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的七十三团的大多数官长是共产党员，叶挺将这个团交给了他。有少数共产党员在别的单位。在任何情况下，我不同意将共产党员当做敌人。我不反对共产党员个人。”
“您支持分共政策吗？”
“那是一项来自高层的命令。”
“除了周士第，您是否知道别的共产党员团长？”
“我不知道。我知道一个师长叶挺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彼此间极好。我想，我可以将他争取过来。最坏，我想他可以离开我的军队。张云逸是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李汉魂的参谋长，但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没有回广东的打算
张国焘1927年11月8日的信中又谈道：当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开会，苏联顾问加仑在会上说，今日会到张发奎，和他讨论军事。他已赞成二十军集中进攻，十一军集中南昌，第四军集中南浔路一带，不再东进。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回粤。加仑称：张发奎如能赞成回粤，又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P.，在此两条件下，可与张发奎共同回粤。因此，夏莲荫问道：
“7月26日，您是否在汉口和加仑讨论过部队转移问题，他建议您将部队带回广东？”
“我可能见过加仑。我不记得他谈过广东。邓演达是唯一建议我回广东的人。”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大约在二次北伐胜利后，唐生智、张发奎等由河南回师武汉的时候，左派人物中，特别属于广东籍的，就暗中酝酿回广东去的想法。”据此，夏莲荫又问道：
“您是否计划回广东？”
“没有。”
“您的部下是否有人提议回广东？”
“没有。”
尽管张发奎一再否认当时有率领部队回广东的想法，但夏莲荫又提出了第三个证据：1927年7月27日，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陈可钰等曾联名致电张发奎，内称：“近闻兄处军队且被伪命移动，有所窥伺，岂两湖赤祸犹为未足，而转欲施诸两粤耶？”据此，夏莲荫再问道：
“为什么李济深和别人在7月27日警告您，反对您回广东？”
“可能他们已经得知邓演达的计划，也可能他们认为我要回广东。”
“李宗仁是否派遣他的参谋长王应榆带着一封信来看您，其中说：如果您对广东有任何意见，可以和李济深讨论，但是，您决不要带领部队南下？”
“是的。我见到了王应榆。他是我在广东陆军小学时的同学。不过，我不记得他讲过任何关于广东的事情。”
和汪精卫一起到九江
“您得知贺龙没有您的命令就到了南昌时有何想法？”
“我觉得很奇怪。我和汪精卫一起去九江。7月29日到达。”
8月5日，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报告时曾说：“当时是因为知道了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内部起了纠纷；同时张发奎总指挥请求中央派人去训话，庶使纠纷平息，并且说内部的纠纷不解决，中央无人去，他是不敢到九江去的。”夏莲荫据此询问张发奎，是否有此事。
“可笑！说我不敢单独去九江是荒谬的。但是，这是可能的。我希望汪精卫去向我的部下解释他的政策。我已经在庐山召集师长以上军官开会讨论和平分共问题。”
与张国焘没有接触
1927年10月15日，张太雷在中共南方局省委联席会上曾报告说：张国焘“不主张在南昌动作，因为是对张发奎有许多幻想。就是临走的前夜亦与张发奎作很长的谈话，而且说还有希望”[5]。为了核对这一事实的准确性，夏莲荫于1966年9月25日询问过张国焘，张称：那时，他只在武汉的集会上见过张发奎一次，他们间没有约定进行任何谈话。此次，夏莲荫又对张发奎重提这一话题：
“您到达九江后是否和张国焘有过一次长谈？”
“我不记得在那个时候认识他。”张发奎的回答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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