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文革爆发的原因，众说纷纭。既有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出的官方定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也有宣称文革是毛时代权力斗争的产物，是盛行于中国古代王朝的兔死狗烹现象的再次上演。还有说法将文革爆发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共，认为是中共这个列宁主义政党泛滥的斗争性肇引了这场运动。这些观点均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有许多问题无法解释清楚。这也使得在文革结束后的整整四十年内，对文革的讨论仍是撕裂不同社会群体的最主要历史事件之一。
四川安仁建川博物馆内陈列的毛主席语录，俗称“红宝书”（图源：Reuters/VCG）
事实上，在文革爆发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美苏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冷战和剧烈变动调整的中美苏三角关系，经历了二战后一段和平时光的世界政治，正进入风起云涌的周期性波动之中。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赫鲁晓夫全面去斯大林化事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争论加剧，中苏关系破裂，东欧国家进行的突破苏联控制的改革被苏联用强力手段遏制。另一方面，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等“3M” 不断革命的叛逆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盛行。法国、英国、荷兰、美国都不同程度爆发民众、学生反传统、反政府的左翼运动，其中尤以法国的五月风暴影响最大，严重危及到戴高乐政府，文革正是在这些外因刺激下发生。
但哲学上有观点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所以文革的爆发，世界政治的周期性波动只是外因，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因，还是1840年以来中国被压抑已久的发展躁动，以及极左思潮、极权体制、民粹主义、斗争哲学等一系列因素达到顶峰后的一次总爆发。
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前中国长期以先进的封建农业文明领跑世界，甚至一度是欧洲竞相学习的对象，但在1840年却被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用坚船利炮敲开大门，开始了半殖民半封建的命运，陷入内忧外患到甚至要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急。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诉求，学习西方技术和制度，成为一些人探索的救国出路。可是向西方学习几十年后，中国还是未能摆脱困境，危机反而进一步加深，所以更进一步，从发动猛烈抨击自身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到转而吸收世界政治光谱左翼的新兴社会主义思潮，才有了中共诞生。
因为政治理念和生存需要，中共自成立那一天开始就是一个斗争色彩浓厚的政党，有自上而下的严密组织结构，强大的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力量，合乎当时中国的客观需求和历史文化底层。也因为1840年以来长期的内忧外患，国家处于一盘散沙、军阀割据的状态，人民经受政权持续溃败的混战和政治失序，渴望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所以当中共于1949年建政，实现1840年以来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独立，对于当时中国人的震撼非常之大，使得革命过程中不断强化的左翼思想和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得到空前强化，甚至被视为正确的代言人，这也是当时大量知识分子甚至主动要求接受思想改造的一个原因。
建国后的毛泽东有着建立社会主义强国的宏大理想，大规模改造了农业、手工业、工业和商业，推动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加速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是因为过于激进和粗糙，被“人定胜天”的唯意志论所主导，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也酿成“大跃进”的错误。所以后来毛泽东虽然基本奠定中国工业化格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让本已高度集权的中共走向极权，又加上当时美苏冷战，中国被孤立，极左思潮不断膨胀，革命期间就存在的斗争哲学被全面泛化，民粹主义情绪持续激化，文革爆发之势已难以阻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革将当时中国的每个阶层、每个地区、每个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对于毛泽东而言，在不切实际的革命浪漫主义主导下，对中共建政后弊端丛生的官僚体系的不满日益加重，又加上“大跃进”等执政挫折，造成个人威望有所下降，刘少奇等人的声望持续上升，这让已经退居二线却不愿自己的权威和路线受到质疑的他产生心理失衡，所以就发动并自始至终主导了文革。在此过程中，林彪、四人帮等几大政治集团轮番登场，红卫兵及造反派等登上政治舞台，或借机推波助澜，疯狂制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将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推向高峰；或进行民粹主义狂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砸抢、大批斗、“破四旧、立四新”、抄家等行为，严重破坏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或响应当时打倒走资派的政治形势，奉旨造反，不断革命，令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状态。为此，被全面泛化的封资修，成为文革的矛头，不计其数的人遭受迫害，社会发展陷入停滞和倒退。而所有中国人在类似于“早请示，晚汇报”的繁杂日常政治仪式和不断斗争的革命激情中，也体验到了什么叫做荒诞现实主义。
所以文革不是哪一个人的罪错，而是所有中国人的一场政治体验，是所有当时中国存在的正面、负面因素的集中爆发。自1840年以来就逐渐出现的反西方反传统的情绪由此达到了高潮，极左的革命浪漫主义想象进入到巅峰，专制文化下的人治思想和暴民文化肆意泛滥，民粹主义狂欢大规模反复上演，人性的缺陷暴露无遗，一起造就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时代悲剧和整个国家的灾难。
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正是因为文革给当时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灾害，几乎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受害者，所以当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迅速达成共识，毅然选择了改革开放，从而奠定了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它不仅在社会实践层面彻底否定了文革，还将文革由一场空前灾祸，转变为一笔宝贵财富，让中国人彻底明白了以斗争为纲的文革道路是一条死路，改革开放才能让中华民族真正走向复兴。这是我们用整个国家为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今天那些涂饰文革，或者企图再走文革老路的人，不仅怯懦且懒惰于改革开放的探索，而且罔顾历史教训。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反思文革的原因。反思文革，不是为了找到某个责任人，也不是为了让执政党下台，不是为了“抓妖”，也不是为了“鞭尸”，而是为了吸取文革的惨痛教训，为了更加坚定的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开放。
历史在不断演进，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了文革的土壤，但是导致文革产生的一些因素却还依然存在。中共还未能真正彻底从一个斗争导向的列宁主义阶级性政党蜕变为一个建设导向的全民性现代化执政党，在其政治内核的意识形态上表现尤其突出。极左和极右思潮仍在不时沉渣泛起，一有合适空气就兴风作浪。封建的人治思维和盲目崇拜的奴才思想仍然充斥于政治社会。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还有相当大市场，而且随着中国崛起，还有和极端民族主义合流趋势。文革试图打碎的僵化的官僚思维也和人民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期待格格不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是今天中国的执政者和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或许能给我们以最有力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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