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洋完成了嫖娼、被抓、袭警、跳车、身亡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之后，围观群众和涉事官方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雷洋之死到底是不是“离奇”而死上，官方一再强调雷洋no zuo no die，群众则反复质疑他死得蹊跷。
尽管官方连发数道声明，用越来越具体的细节，给雷洋的死构建可行性，但围观群众越来越觉得蹊跷，到今天，警方找来为雷洋提供人生最后一次性服务的性工作者为人证，找来一只实际上在2001年就不能再被当做卖淫嫖娼证据的安全套为物证，换来的却是一片哗然。
正如一篇自媒体评论文章当中所说的，巧合太多，常识都不够用了：一个人，准备去接机，出门恰好去嫖了个娼。这时候，恰好有人报警他嫖娼的店有嫖娼行为。而且恰好是在警察到达前进入又在警察埋伏好之后出来。
恰好这个店里还就他一个嫖客（这届性工作者也不行啊）。
出门警察要抓他，恰好警察没穿警服也没开警车被人误会，于是起了争执，恰好他就把三米高都摔不坏的执法记录仪打坏了。
不过没关系，警察执法记录仪坏了，小区附近有几个摄像头默默看着这一切哪。
可哪里知道，它们也坏了（一定是被一股浩然正气亮瞎了他们的氪金狗眼），不过，有一个摄像头没坏，可是它恰好拍不到这个地方。
然后雷洋就被带上了车，他恰好就死了。
死人恰好是不能说话的。
（出自我的朋友张恒，而那篇《雷洋之死：巧合太多，常识都不够用了》恰好被删掉了。）巧合有没有可能发生？太有了。饱读日本推理小说的许老师表示，什么样的机关计谋我没见过，推理大师东野圭吾，在填不了坑的时候，也能安排一位神射手，从百步之外朝门的缝隙里弯弓穿杨，恰好将木条精准地推进门闩，制造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真相只有一个，但追索真相的路径万万千，这其中，任何一个细节，实际上都可以被驳倒。那些普通群众看来不符常识的巧合，推到分析主义的流水线上，都找得到解释：比如，雷洋初为人父，怎么可能只争朝夕地去嫖娼？——妻子孕期正是丈夫出轨期，这也说得通；比如，雷洋九点多出门接亲戚，十点多死亡，短短一个小时时间内，怎么可能完成嫖娼+被抓+死亡？——他是老司机，轻车熟路，也不是没可能；比如，雷洋几乎每周都会踢足球而且无心脏病史，怎么会突发心脏病？——谁说经常踢球就不会突发心脏病猝死？人命在天，无法预料；比如，雷洋一个人在20分钟内同时袭击3个辅警加2名警力？——他是踢足球的嘛！身体素质好得很！因此，不论你是选择坚定不移地相信警察叔叔，还是选择不屈不挠地反复质疑，一旦陷入细节的论证，证据形成对抗，双方各执一词，谁都有得说。真相于是还要在天上飞一会儿。有评论指出，请避免用民意裹挟情绪，避免“逼出来的真相”，请给真相一点时间。
然而真相之所以是真相，就因为它的唯一，之所以唯一，就因为尽管再多的巧合都具有可能性，但必定能串起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链条。看惯了律政剧、悬疑剧的群众们都明白，即使人证物证俱全，证据之间也必须形成链条，每一个间接证据均能够从不同侧面间接证明部分案件事实，各个间接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能得出唯一结论。
警方一开始说，雷洋是心脏病突发猝死的，后来又说，是袭警跳车导致身亡的；比如，警方表示雷洋是送去医院后医治无效而死，而医院方面表示送来的时候人已经死亡；比如警方拿出的人证和物证，只是为了证明雷洋是否涉嫌嫖娼，却无法证明他为何突然死亡。
如果证据和细节都是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提供再多、发再多声明和回应，都是无效的，都只能让真相在天上瞎飞。这么看来，真相果然需要足够的时间啊。
我突然感到有一点点懵逼。
在文学世界里，真相之所以扑朔迷离，是因为作者坚持“本格”，绝不提前放出关键细节和重要证据，这是作案者设的局，抹掉在场痕迹、抹掉犯罪路径，侦探们和读者们只能根据常识、发挥想象，去还原案件最接近真实的面目。如此曲折，只是为了更高明的叙事技巧，更过瘾的阅读体验。
而现实世界里，为什么成了全民侦探，根据警方选择性放出的或及时或滞后、或细致入微或语焉不详的细节，一点一点地追索案件真相？叙事主体、客体和视角，竟然完全都变了啊，谁设的局，谁下的套，令人猝不及防。
真相哪里需要什么时间？真相就在那里，更不要说技术手段如此先进的今天，对本应该全须全尾知道整个事件的昌平公安来说，提供充分的、符合逻辑、并且逻辑本身符合常识的证据链，绝非难事，哪里还需要什么时间？这其实是另一个常识：需要时间来进行创作的，只有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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