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十分黑暗的时期。举国同读一本“红宝书”，全民同看八个样板戏的生活异象，成为了潜在写作和潜在阅读的土壤。一些人悄然写作，一些人秘密传抄，手抄本出现了。一方面是公开的文艺专制，另一方面是“地下文坛”空前的“自由”，中国文学史上呈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韵味。
四川安仁建川博物馆内陈列的毛主席语录，俗称“红宝书”（图源：Reuters/VCG）
“文革”中公开的文学在总体上是一种“遵命文学”。在政治上“突出阶级斗争，突出路线斗争，突出同走资派斗争”；艺术上依据“三突出”的创作公式塑造“反潮流”的英雄，或人为制造偶像，或图解政治，或歪曲历史真实。如《朝霞》上刊登的《序曲》等中短篇小说，以及戏剧《战船台》、《风华正茂》，电影《决裂》、《欢腾的小凉河》；长诗《西沙之战》等。
然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文革时期这些备受官方推崇的作品早已被扫入故纸堆。那些被打上“反革命”烙印，为作者们带来牢狱之灾的地下文学作品却被传阅至今，反转的结局令人唏嘘。
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的文化禁锢和缺乏文化娱乐是史无前例的，民间广泛的自发创作也是史无前例的。民间口头文学的“火种”，以各种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着，成为中国文学史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据相关媒体报道，手抄本曾经高达300多种。在文学饥渴状态下，不少人对手抄本文学如痴如醉。
以手抄本流传的地下文学而言，较早出现的地下小说，和张宝瑞的反特务小说《一双绣花鞋》，在2000年首次正式公开出版，销量超300万，带动“手抄本文学”一批作品的出版风潮，也掀起了红色悬疑影视剧制作和播出的热潮。该小说作者张宝瑞也因此获得了“中国当代悬疑小说开山鼻祖”、“手抄本文学之父”的称号。
影响较大的是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也因此于1975年1月被“四人帮”逮捕并内定死刑。在“四人帮”成员之一，当时把持中宣部的姚文元看来，《第二次握手》尤其反动，里面不仅宣扬资产阶级，宣扬有海外背景的科学家是爱国的，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成为追查理由，将其定为黄色书籍。事实上，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辈子的肢体接触仅限于两次握手。
直到1979年1月，《第二次握手》在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平反。1979年7月正式出版后，累计印数达430万册，至今居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的首位。该书“重写本”于2006年10月在北京问世。
另外还有毕汝协的《九级浪》、和佚名的《逃亡》，1970年在北京知青间迅速传抄。以及赵振开以笔名“艾珊”写作的《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在的时候》等作品，都被称为是文革时期手抄文学的代表作。在那个因看过爱情小说封面，或在街头亲吻被抓捕坐牢的年代，这些书皆被批判为“大毒草”，有描写感情的部分就被归类为“黄书”。
其中，一本无故事情节、更无爱情描写的情色文学《少女之心》的手抄本名气最高，“可能没看过，不可能没听过”，在青年人中流传度最高。文革时期就职于公安系统的官员回忆称，“被当作流氓抓捕的人，经盘查百分之百都看过《少女之心》。基于此，看《少女之心》和性犯罪之间就有了固定的因果关系”。据悉，四人帮成员王洪文亲自下令，全国查封此书。文革时有个词叫“作风问题”，特指“男女关系”。许多人因为传抄该书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甚至有一位青年因此被判处了死刑。
当然，对地下文学应有清醒的认识，它自身有许多明显缺陷，作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但在那个通过高度控制文化艺术的时代，它也解救了一部分失去独立思维能力、丧失自身个性，甚至失去理性的人，让他们免于成为“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地下文学运动通过对“文革”话语的反叛，运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人民、知识分子内部的思想交流，从而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就是地下文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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