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两位功臣不得不提：万里和习仲勋。
习仲勋现如今被誉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实践者”
无论是大陆宣传还是海外媒体，谈及中国1978年之后的巨大变化，必然会讲到从广东开始的对外开放和从安徽发起的农村改革。而当时主政广东和安徽的中共地方大员，便是习仲勋和万里。
习仲勋文革后重新复出，1978年4月便被派往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12月成为第一书记，主政广东两年直到1980年11月。
1978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其间，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向中央领导人汇报了广东的情况，并提出让中央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搞出口特区。
在当时的中央，持反对态度的人不在少数。陈云已经对邓小平有言在先，明确反对各省都搞特区，并让姚依林向邓小平“带话”：（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尤其“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因为“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
邓小平的支持是对外开放未死于腹中的重要保证，当然陈云的担心也并不为过。抛开经济理念而言，陈云是中共党内少有懂得经济的专家，坚持稳步的开放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当时的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几乎没有。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习仲勋的领地广东境内率先开办的“特区”雏型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半年，是由华国锋一锤定音的。
2010年前后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官方正式回顾总结文章中也承认说：“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考察组，对港澳经济进行实地考察。考察之后，向中央建议在深圳与珠海办出口基地和面向港澳的游览区。中央领导同志闻知后深表赞同，并且要求付诸实施。”这里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华国锋。而邓小平的功劳不过就是把此前由华国锋建议使用的“实验区”改成了“特区”，本质上都是一回事。
但无论哪种说法，习仲勋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起了领头羊和实践者的角色。
相对于对外开放，万里的农村改革更为困难。大家熟知“要吃米找万里”，然而，获得这一美谈他可承担了掉脑袋的风险。当年安徽小岗村的农民没有活路，18名村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此事传到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那里，万里非但没有将他们抓起来，反而在安徽鼓励这种做法。
万里的长子万伯翱日后向中共官媒这样讲诉：“当年万里到安徽后当地还在被继续号召‘农业学大寨’，老爷子一看‘现在还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我学不起啊’。小岗村的事出来后，我爸爸跟我妈妈说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
由于这一政策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大旱后的第二年，安徽竟然获得了大丰收。
邓小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万里和习仲勋作为当时的地方大员，在中央政治风向仍并不明确时，完全可以等待高层风向后再做出举动，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然而他们敢于抛开僵硬的意识形态框架，实属难得。当然，这也由于中共党内长期的路线斗争，导致中共党内不同意见者总会面临巨大的危险，因此才颇为宝贵。
对此，习仲勋晚年在深圳住的时候，对前来看望的万里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我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高岗这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
说完，两位老人相对无语。也许，作为“改革的旗手”的万里，才最能够理解作为“开放的旗手”习仲勋最后的遗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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