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一个叫做雷洋的青年成为成千上万网民熟悉的名字，不是因为他是雷锋，也不是因为他是什么道德模范，他，是一个被北京警方认定的“嫖娼者”。2016年5月7日晚，雷洋从足疗店走出后被五个设伏蹲点的警察按住，几个小时候雷洋家属被通知雷洋已死亡。
按说，在以前在警察局、看守所或者抓嫖、抓赌、抓毒过程中“突然死亡”的普通人无数，但是为何本次雷洋死亡，就激起了成千上万网民的愤怒呢？从5月8日开始曝光本次事件，网民的愤怒仍然无法平息，以至于被公安系统内部上升为“舆论战”的高度。一个雷洋事件背后究竟折射出了怎样一种社会心理现状呢？
第一，“雷洋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是长久以来公众对部分警察粗暴执法不满一种表现。
在雷洋事件之前，可以说公众对警察粗暴执法的愤恨已久，正如网上不断被提起的孙志刚、呼格吉勒图、陈满、陈杨林、余祥林等人，有的死于拘留所纵容流氓殴打，有的死于刑讯逼供被下冤狱甚至蒙冤枪决，还有的蒙冤关押了几十年。这些网络公众事件，已经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对执法系统特别是警察系统中部分的人员不良印象。早在八九十年代，基层派出所对一些拘禁人员殴打是普遍现象，甚至按照今天来看，其手段可谓残忍，电刑、冬天剥光泼冷水、剥夺睡眠、使其大小便失禁，还发明了“开摩托车”、“鸭儿浮水”、“烤全羊”都是当时审讯时的常用手段。
笔者的认识一个人，他有一个当年“称霸一方”邻居，在当地颇有名号，当年打架以心狠手辣著称。后来因为事情被抓进派出所，因为在里面态度嚣张不服警察，居然在里面被关押人员把腿给打折了。一个江湖有名的混混，都能在派出所被打折腿，可见里面之黑暗，不由得让人想到方苞《狱中杂记》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
近年来，公安队伍确实虐待犯罪嫌疑人的事情相比以前有大幅度减少，但是不少基层干警的素质、执法的文明程度仍然距离“依法治国”、“文明执法”有较大差距，而各种公民被羁押、关押期间“被死亡”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并且引发舆论的一次又一次狂潮，说明现在我们的警民矛盾之一，是公众日益增长的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与基层民警滞后的文明执法意识以及法律素质之间的矛盾。
第二，“雷洋事件”中的种种疑点和问题，引发了“中产阶级”的强烈愤怒
这一次雷洋事件，网络舆论的先锋是国内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有一些共性的特点：70，80居多，有一份稳定和相对体面的工作；有一份稳定且处于社会中等偏上的收入，已经成家立业立；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对事物有一定独立观点和看法；热心于维权、国家和社会文明、民主和进步；有自己的阶层诉求和政治诉求，但是缺乏话语权和政治地位。
雷洋可以说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代表：人大硕士、在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任职，在北京有车有房，刚过而立，妻子怀孕。一切的一切，都和我们身边的中产阶级对号入座，甚至可以说是中产阶级里的优秀典范。而北京昌平派出所，仅仅是因为怀疑雷洋嫖娼，就蹲点并突然使用暴力手段拘禁公民，五个大汉将雷洋压住戴上手铐，塞进车里带到派出所。且不说两名警察和四名辅警在足疗店外设伏蹲点，是否有“钓鱼执法”或者其他经济动机或目的，一个普通公民在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没佩戴执法记录仪的情况下，遭到警察粗暴拘禁盘查，最后竟然突然身亡，这不由得让普通人有不寒而栗和“唇亡齿寒”之感。
可以说，雷洋的遭遇突然引起了中产阶级的觉醒和不满，因为雷洋的遭遇粗暴的践踏了这个阶层价值共识。这个2000年以后逐步崛起的阶层不仅人数在国内急剧壮大，而且对话语权和参与政治的要求正在逐渐提高，这个阶层的不满也是国内很多类似人群的不满——经济下滑，生活工作压力增大下，自己既非既得利益者，也不愿意当愚民和应声虫，网络是他们获取一些信息的方式，也是最好的宣泄和表达他们话语权的阵地。雷洋事件正好引发了这个宣泄燃爆点，引起了这个阶层或者持类似观点者的强烈不满，因此愤怒之情无法平息。
此前，魏则西事件、疫苗事件、孙志刚事件、呼格吉勒图事件，再早前食品安全事件、温甬动车事件汶川地震中这个阶层表现出的对社会现象积极参与意识，这是一个新兴崛起的阶层，这个阶层未来将继续拥有前所未有的潜力和社会影响力，像40年代的农民、五六十年代的工人阶层和后来的官员阶层、商界阶段，他们也可能成为改变中国社会的重要新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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