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与习仲勋相识后，从40年代至文革时期，前后四次整过习仲勋。分别是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土改时期、刘志丹案时期、文革。
1985年5月31日习仲勋（左）与荣高棠在一起
毛泽东一到陕北就救了习仲勋
习仲勋在1926年5月就投身革命，到1934年，二十多岁的习仲勋已经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了。他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创建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的主要助手。
1935年9月当时的中央代表来到陕北没几天，立即在陕北搞起了“肃反”运动，把刘志丹、习仲勋等定为“反革命”，关押了起来。他们把陕北红军领导人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分化敌人而采取的争取敌军上层起义，争取中间力量支持红军等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说成是“右倾投降”。他们据此认定，陕北红军中特别是高级领导人中许多人是“反革命分子”。
习仲勋据理力争，逐条驳斥，决不同意中央代表给自己及刘志丹等人所扣的帽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恰在此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了吴起镇。毛泽东刚刚住下.就听说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被抓的消息，他立即提出：停止捕人。毛泽东还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1935年的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毛泽东在征得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意见后，临时组成一个中央工作组，让刚刚担任国家保卫局长的王首道任组长。
王首道受命后，用最快的速度赶到瓦窑堡，立即去见那些极左分子，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要求立即放人。他们不得不服从，才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
调查结果出来后，毛泽东果断地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平反。
毛泽东见习仲勋这一年，习仲勋刚刚22岁，毛泽东和他谈了许多话，从习仲勋的家世、经历，一直谈到他当前的工作。习仲勋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很高的政策水平，考虑问题全面周到，头脑清醒，办事干练，毛泽东对此印象很深。
经过生死大难，习仲勋经受住了重大考验。1936年1月，组织上任命他担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习仲勋得到毛泽东四次高度评价
习仲勋在被捕后的生死关头，仍坚持真理，毫不屈服，这一点深受毛泽东赏识。党中央、毛泽东对习仲勋不断委以重任。至1945年6月他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不久，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习仲勋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在中央的会议上明确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习仲勋刚刚32岁，在当时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重要领导干部了。
习仲勋自从投身革命后，经受的是全面的锻炼，在指挥军事方面也很强。他曾协助刘志丹在陕北军事斗争中，多次谋划军事方略，也曾担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对习仲勋这一点非常看重。解放战争开始不久，毛泽东就提议，让习仲勋担任野战军大兵团的领导职务。从1947年起，习仲勋历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
毛泽东转战陕北时，让习仲勋协助彭德怀指挥在陕北的野战军。在此过程中，习仲勋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和发挥。彭德怀对习仲勋的军事才能评价很高。毛泽东也看到了习仲勋的军事才干。1947年7月，中央决定，习仲勋再次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1949年2月起，习仲勋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习仲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此时的习仲勋，已经是十分重要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人了。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面主持西北地区工作。一天，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报告。这个报告为中央领导对大西北做好政治改革等各项工作提供出一个蓝本。毛泽东阅读后十分赞赏，内心也十分高兴。这时，正好薄一波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毛泽东便对薄一波说：“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脱口而出：“年轻有为。”毛泽东望着薄一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了。”“炉火纯青”四个字，是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很高评价。
1952年7月，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亲赴新疆。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同时，那里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新疆地区民族矛盾的基本方针。
项谦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头人。习仲勋针对项谦做了许多争取工作，终于使项谦放弃对人民政府的敌对态度，与人民政府合作。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在一次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当中央决定调部分地方干部到中央来工作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时，毛泽东提议调习仲勋当中央宣传部长，在中央得到通过。一天，毛泽东见到林默涵和胡乔木，对他们说：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当时，习仲勋39岁。以这个年龄而主持中央一个十分重要部门的领导工作，在建国初期是不多的。习仲勋主持中宣部工作并主抓教育工作后，制定了“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正确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议让习仲勋到政务院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习仲勋担任政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大量国家事务。周恩来也对习仲勋十分信任和赏识，许多重大问题直接交给他处理。
康生借小说《刘志丹》诬陷习仲勋
在习仲勋努力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党政军重大事务时，却遭到了康生的陷害。历史上康生在心中暗自与习仲勋结仇：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对此，习仲勋曾坚决地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习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予以抵制。实践也证明，习仲勋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阴险的康生却在心里恨透了习仲勋，并由此和习仲勋结下了仇，而习仲勋对此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1956年，为了宣传、纪念刘志丹，工人出版社约请作家李建彤写一部记述刘志丹事迹的小说。李便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习仲勋认真阅读了书稿后，于1960年春两次约请作者谈自己对书稿的意见。特别提出：书中有一处说到高岗，小说中还说当时高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这不妥，不要写高岗。习仲勋提出意见后，作者又着手对作品进行修改，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后，印出少量样书，送给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许多老同志对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特别是，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都对作品提了一些改进意见。有了这样一些前提，作者才考虑先发表部分内容。
后来，康生听说习仲勋曾看过小说稿，立即盯上了习仲勋。康生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康生自己也说他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1962年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毛泽东的思路已经转为重提阶级斗争。而恰在此时，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9月6日、7日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9月8日，有人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为高岗翻案。康生则不失时机地说：“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也为正在批判的“翻案风”提供了又一支靶子。
康生陷害习仲勋的手段也是独出心裁。本来，《刘志丹》已写出第六稿，稿子中已经根本没有提到高岗了。可是，康生知道第三稿中提过高岗，便下令工人出版社将已经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在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并且把矛头指向习仲勋，他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冈山甚至高于井冈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在康生的煽动下，会议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了“反党集团”。康生还别有用心地说有一个“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此时，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好会上，没有注意康生揪住习仲勋与小说《刘志丹》的关系问题。可康生却一直不放过习仲勋。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一贯搞阴谋的康生，不经过中央领导集体，趁毛泽东把精力集中于讲话稿之机，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毛主席只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就以此来作为毛主席语录并使之广为流传。
毛泽东念了康生的条子后，康生趁机大造舆论。他在会上提议：彭德怀、习仲勋等五人不必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康生还建议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这件事。在当时情况下，康生的陷害得手了。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会后，还在党内传达了此案。
毛泽东保护了习仲勋
在审查期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已经无法工作，实际上已经被停职。1963年，习仲勋被隔离审查。
按照康生给习仲勋定的“罪名”，习仲勋是“反党集团”的头子，是应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但毛泽东心中一直对习仲勋存有好感。他保了习仲勋。习仲勋保留了党籍和公职。而且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官所”）学习。毛泽东的打算是，过了这个风头，再让习仲勋出来工作。
但是，康生陷害习仲勋的“力度”是很大的。他在罗织了不少材料后上报中央，意图是置习仲勋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一次保了习仲勋。中央的决定没有采纳康生等人的“重处理”意见，而是决定在撤销习仲勋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仍然保留党籍，还让他到基层去担任领导职务。1965年，习仲勋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康生是习仲勋所谓“反党集团”案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在康生主持下，对习仲勋的审查没完没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专案审查尚未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康生鼓动北京的红卫兵串连西安的红卫兵、河南省的红卫兵去洛阳机器厂揪斗习仲勋。之后，又把习仲勋拉到西安揪斗。
在习仲勋处境困难时，毛泽东一直惦记着他。毛泽东一直想着习仲勋的功劳，记着他的才干。而周恩来则对于曾是自己得力助手的习仲勋更加关心。当周恩来提到习仲勋的处境和保护习仲勋的意见时，毛泽东表态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让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制止造反派和红卫兵无休止地揪斗习仲勋。1968年1月3日对习仲勋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
1975年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习仲勋被解除监护。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组织上决定派习仲勋的夫人跟他一同去洛阳，将他们安置在耐火厂的宿舍区的两间房子里。这对夫妇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
1976年，毛泽东逝世，远在洛阳的习仲勋收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万分悲痛。他在感念中国共产党因为有了毛泽东才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才取得了辉煌成绩的同时，也感念自己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毛泽东的培养下，才能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习仲勋心中非常清楚，毛泽东对自己一直是有好感的，陷害自己的是康生等人。他为中国失去毛泽东这位伟大领袖而悲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习仲勋的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习仲勋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习仲勋复出后，曾先后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领导职务。在工作中习仲勋总是讲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讲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而毛泽东著作一直是习仲勋爱读的，直到晚年。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