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文强调文革早有定论，“不会也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被认为是中共第五代领导层对文革“一锤定音”的。种种迹象显示，在文革发生50周年和结束40周年敏感年份，中共把控文革可谓如临深渊。这从中共对于左右两边的压制管控就可以获知。
1966年的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而对于现今支持文革的人们来说，2016年的5月16日，就该是文革50周年纪念日，需要隆重纪念，大书特书。
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在近一段时间内，中国各地密集出现形式多样的文革纪念活动的原因。比如，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戚本禹去世后的追悼会上，为数众多的左翼团体代表和其他左翼人士现身；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带有浓重文革氛围的红歌会；陕西举办纪念文革“五一六通知”发表50周年座谈会。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有组织或自发的纪念形式。
在文革支持者意欲突破牢笼来做出某些事情的冲动下，文革的反对者们也应时而起，强烈呼唤反思与重评文革。但与前者举行某种公开或非公开活动的做法相比，后者的意见表达主要体现在舆论层面，但其声势却似是比之更为强烈。中国国内的网络大V等知识分子，境外的媒体学者多有此种主张。
文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们已经产生了较为直接的碰撞。人民大会堂的红歌会唱罢，曾经亲历文革的“红二代”马晓力立即给中办写信公开，唤起针对此次红歌会的舆论声讨浪潮。不久之后，先前马晓力与另一名“红二代”、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围绕文革话题的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的论战再次流传于网络。虽然相互熟识的两人所言仍然保持一定的克制和礼貌，实则话语里已是机锋暗藏、火药味甚浓。由此也能推知左右两边在文革话题上的认识、主张、思维、价值观的分裂程度。
事实上，左右两方的互搏，文革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对峙，早已是中国朝野的常态。在文革开始50周年和结束40周年的时间节点，双方跃跃欲战、一触即发的态势更为明显。
在这场较量中，作为执政者的中共的态度与做法一直扮演着决定性角色。可以发现，文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受到执政者的压制管控，都有冲破束缚的强烈诉求和力量，都对目前的管控现状十分不满。为此作证的两个细节是，人民大会堂的红歌会受到组织调查，广东的中国唯一文革纪念馆亦于不久前被封。
5月17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更是发文强调，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与文革时期的10年并不等同，强调有关文革早有定论，“不会也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被认为是当今中共第五代领导层对文革“一锤定音”的明确表态，也是裁决和反击试图左右中共未来方向的意识形态纷争。
但现实是，右边的文革反对者呼吁揭开历史真相，要让执政者认识错误、向民众道歉、反思改正、引以为戒，认为这样才是合格的执政党，才能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更从容地走向未来。对民众而言，这将是迟到的审判和正义的伸张。
左边的文革支持者则认为，当下的官场腐败和贫富阶层分化等问题，都是毛泽东在世时候没有的和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当下或有再进行某种程度文革的需要，至少是也应肯定文革有合理之处。他们认为，毛泽东已经被污名化，因此需要重新认识文革，为他正名。他们还担心，右派的诉求其实是意在引进西方价值制度，目的实则在于推翻社会主义政权。
文革结束40年后，仍然能够引起严重的认识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代表中共官方立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后，以及上世纪80年代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历史时期结束后，官方与非官方的社会讨论、研究、纪念等等行为逐渐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中共的做法有其自身的逻辑。不过，如果当时对文革的反思尺度持续进行下去，却也有可能不至于导致目前的这种状况。
而在现今，如果骤然放开对左右两边都在涌动着的力量的管控，令“双方短兵相接”，是否会发生连锁反应，导致不可控的走向，比如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一次大碰撞，更严重的阶层对立与相互攻击，都将是未知之数。因此，中共在这一问题上秉持了“搁置”的态度。
左右两边都存在极端主义者，文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在过去几年里早就已势同水火，有过许多次相互攻击的案例。在事关人性、道德、信仰、感情、世界观的问题上，理性只得一一退让。再考虑到中共宣传体系自身尚且毛病缠身，在重新认识文革的宏大的国家议程上，能否胜任这项工作也是未知之数。
尽管如此，期望文革随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在历史中也不现实。每一年的5月16日，中共当政者都要被左右两边指责一番。像文革一样的历史包袱还有“六四事件”、大跃进、“反右”等等。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中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就很难正常化，其执政合法性也会持续受到质疑。或许，可以将这些看作中共能否从革命党成功转型为执政党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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