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通常是精英主义的反义词。在古希腊城邦发明民主制度之后，应由精英贵族或一般大众来掌握政治，就出现争论。精英主义者认为，人民易于被煽动，容易从众，缺少知识，没有思考能力且反智，容易受到感情影响，主张政治应该由一小群精英（例如贵族、官僚）或拥有特殊能力的个人（例如国王或僭主）来做出决策与推动，否则政策推行将陷入被动的局面，形成暴民政治。后人评述，苏格拉底便是被民粹的方式所杀害。
文革，是中国民粹的大爆发（图源：Reuters/VCG）
表面上看，苏格拉底受到了“诱惑青年与不信神”的指控；但更进一步来看，是苏格拉底“牛虻”式的行为与不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思维侵犯了绝大多数人的感情与认知。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苏格拉底这位追求民主的先哲正是被“民意”所杀害。
其实从程序和契约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是以符合当时直接民主的多数决的制度的方式被投票而死的，只是当时希腊的民主方式更接近的是一种“民粹”的方式。可以看出“民粹”（强大的民意）有的时候是激动不理智的。
曾经听过的一句话：政府需要管制，但永远要警惕人民。正是所谓的“乌合之众”的可怕力量。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1841-1931）的《乌合之众》一书研究的便是这一普遍的大众心理。普通人和平民或许并不总是缺少智慧的，但如果将他们聚集起来，人们在做决定时就会出现不理智的狂热。
正如书中所说：“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
这种心理甚至会让法国贵族沉沦：“在1789年8月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法国的贵族一时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他们如果是单独考虑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会表示同意。”
这种大众心理的确实存在让民粹主义时刻有着抬头的倾向。在德国法西斯统治期间，德国人普遍认为自己种族的高尚，也同时认识到日耳曼民族一战后遭受着不公的待遇，这两种思想的汇聚让民粹主义触发极端的民族主义的产生，希特勒便利用了民粹让整个国家狂热起来。
在中国，文革时期便是中国人民粹主义的一次集中爆发。人们打着“反官僚”的旗号，将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学术权威打进牛棚“接地气”，重新接受贫苦大众的教育。然而反官僚是假，换了一批新官僚是真。
文革的爆发不仅有民粹主义的鼓噪，也有中国人心中渴求明主圣君的传统思维作怪。文革将所有人化作“平等”的同时，却在地平线升起了红太阳，带领大家走向“光明”。德国也类似，希特勒也是“受苦受难的高等日耳曼民族”的红太阳，只有他能够带领德国人洗刷历史的耻辱。
不要以为类似的历史悲剧不会重来，因为土壤重来都还在。德国的电影《浪潮》给世人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同样是德国的电影，德国作家帖木儿·魏穆斯（Timur Vermes）的小说《希特勒回来了》被翻拍成电影并上映。结尾时希特勒对他人说：“你摆脱不了我，因为我是你的一部分，我就在你们心中”。
对强者的崇拜和内心深处的民粹思潮，它们就如一颗种子，在人们的头脑里扎了根无法移除，等待阳光和雨露便可被激活。在中国，如果再出现一个毛泽东似的强人，我们——这些“乌合之众”，能够在狂热的民粹和民族主义鼓噪中保持克制和冷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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