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南韩近年来的文化建设自强不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高丽大学可见一斑。
四月初我和妻子受邀到南韩首都首尔访问四天，喜慰万分。上一次访问南韩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我算是姗姗来迟，远远落在众多华人游客之后，所以本来也不必写什麽观光游记了。然而，这一次基本上是一次学术之旅，也是文化之旅，不是旅游观光，事后倒令我脑海中油然而生出不少杂感。兹先从学院谈起。
此次邀请我的，是高丽大学。我孤陋寡闻，竟然不知道这间看来美奂美仑的首尔第二学府（第一学府当然是国立首尔大学）已有上一百年的历史（它成立於一九零五年）。与北大相仿，但校园的建筑，不论新旧----在形式上都保持了一种西式古风，初看像是踏入美国名校的校园，后来听接待我们的南韩学者说，该校的建筑风格就是来自普林斯顿，虽然西化，但也让我感到宾至如归。在校园散步时发现一群群学生正在圈起来的绿油油草地上午餐，有说有笑，但草地依然洁净，未受污染，似乎也没有校警来干涉；如在美国，早会看到「草地勿进」的告示牌。据主人说，有时校方也会禁止学生踏进草地，但近来放松多了。就这麽一件小事，顿然使我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校园人文气氛。大学是一个蕴育年轻学子的地方，这种人文气氛是不能规划的，往往是在一种既自然又自由的环境中，师生济济一堂，潜移默化而逐渐形成的。反观香港的八间大学，没有一间合格，连我现在任教的中文大学，本来依山而建，景色绝佳，但近年来校园内车水马龙，气氛荡然无存，连草地也越来越少了。有时我带几个学生想找个地方去聊天，这是一种变相的tutorial（个别指导），但校园可以喝杯咖啡，安静谈话的空间也难寻，特别是下午四五点左右，各餐厅客满，看来香港的下午茶习惯早已进驻校园了。学校不是政府或商业机构，必须有可以滋育身心的空间和时间，但如今各大学的师生都忙成一团，哪里还有什麽?情？
高丽大学设有中文系和「中国学」研究所，学生不少，个个都能说一口道地的普通话，水准远远超过日本，但学术和研究的规模当然比不上日本。然而有一位南韩学者张东天教授愿意翻译我的拙着《上海摩登》，而且不辞辛劳，仔细参照了中文译本和英文原着，费时两年，最近由高丽大学出版社印行，我对此当然感到十分荣幸。在有关拙着的讨论会上，张教授特别安排了两位年轻的女教授作评论员，两人的理论和研究功力都十分犀利，提出的问题个个击中要害，是对拙着最深入的批评，令我刮目相看。其中一位曾在中国留学，和大多数「中国学」的年轻学者一样，但青出於蓝，可见南韩的「中国学」前程无可限量。反观华人世界的高等学府，又有多少研究南韩语文和历史的学系和人才？中国人一向以大国的心态欢迎外国学者来「朝圣」，却缺乏反躬自省，以开放的心胸去研究其他国家的文化；目前一窝蜂学英美，但其他亚洲国家呢？我恨不得立刻开始学习韩文，俾能有所回报。事后自省，原来我对南韩历史和文学所知极少，都是当年在美读书和任教时向南韩同事和同学旁敲侧击「打听」出来的。好在我不耻下问，积下那麽一点底子，否则在南韩学者面前早已贻笑大方了。
在演讲会开始前，该校文学院长说要见我，原定谈一小时，我有点惶恐，有什麽官样应酬的话可说呢？张教授看出我的心意，把预订时间缩短为二十分钟。原来这位院长宋河春教授也是位作家，除了教授南韩文学外，还出版了数本小说，令我大为敬佩。像他这样能教能写又会办行政的人，在日趋学术专业化和管理化的华人学界，恐怕也不太多。（曾在中大任教过的名诗人余光中教授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在台湾也做过院长。）经过中文系同仁的临场口译，我不自量力，和宋院长大谈他的小说，几乎喧宾夺主，不觉已过半个小时。谈话时看他手中拿了韩文版的《上海摩登》，书中贴有黄纸标签，可见他也作了准备，看了拙著大半部，令我不胜汗颜，心想他公务繁忙哪里有那麽多时间看别人的书？告别时他谦虚地说：「本来我是要向你请教的，怎麽你问起我来了？」於是立刻送我一本他最近（零六年）出版的小说，名叫《殿板》，据他说韩文原意是古代祭祀台上的摆设。
南韩传统文化如何在一个日益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国家作「创造性的转化」？这是所有现代国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文艺创作当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文化建设，当然还包括向他国文化借镜的努力。南韩的中国学研究蒸蒸日上；南韩学生到中国留学的恐怕数以万计，北大还有南韩人捐建的学生宿舍。长此以往，中韩文化关系将呈现一种不平衡现象：南韩人知己又知彼，中国人呢？盲目的民族情绪日涨，消费主义又使得年轻学子只喜欢韩剧而不知其他，香港更是一个明显不过的例子，试问《大长今》之后又有多少华人想学韩文？我一向同情「边缘」文化，南韩夹在中日之间，又属於儒家影响下的「小国」，然而近年来它的文化建设自强不息，在某些方面恐已超过我们。这个现象是否值得所有华人反省？
作者：李欧梵，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年前自哈佛大学退休，现任中文大学人文学科教授。着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馀》、《上海摩登》和小说《东方猎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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