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方都市报》刊登了刘柠的署名文章：《胡锦涛访日为民族主义减震》。该文中先说了民族主义的危害：“爬梳历史会发现，悲剧的实质，其实是‘民族主义’惹的祸。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的指向本身，既祸害了邻国，也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再说了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危险：“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大抵有一个宣泄的出口和外在指向。而最近发生于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抵制‘家乐福’的示威活动···却唤醒了日本对3年前反日运动的记忆”；最后提出了中国应该怎样对付民族主义：“为减少崛起过程中与邻国的摩擦阻力，崛起的一方当适度克制自己的民族主义，有时是‘爱国主义’的表达，以规避激发对抗性民族主义滋生、坐大的风险”。
笔者注意到了，刘先生在文章里，把日本侵华的“民族主义”加上了引号。只是这引号是什么意思呢？据笔者所知，引号大约有以下几种作用：一是表示引用，如笔者引用刘先生的原文要加上引号，刘先生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二是专有名词，刘先生在标题里也没有给民族主义加引号，可见也不是这个意思；三是反语和讽刺，那就是认为日本侵华的“民族主义”和真正的民族主义，特别是中国人现在表示的民族主义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悖的。可是，既然如此，刘先生以不相同的、甚至是完全相悖的侵略者“民族主义”的罪恶来声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前提，又如何能够言之成理呢？
被《南方都市报》专门指出的“东亚问题学者”何以要犯这种逻辑错误？何以要冒着偷换概念的风险，在导致日本侵华的“民族主义”上加上引号呢？那是因为，刘先生明明是知道导致日本侵华的“民族主义”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不同的。前者是帝国主义者通过宣扬民族优越论、制造民族不平等、煽动民族仇恨，裹胁所在国民众发动侵略战争，压迫和奴役他国人民的工具；后者是被侵略、被侵犯、被压迫国家的人民自发反压迫、反奴役的正当行为和敦促所在国政府反侵犯、反侵略的正当所求，是以追求平等和追求和平为最终目的的，二者具有者本质上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决然对立的。
热爱和平的、追求平等的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从来是以反压迫为目的的，刘文中提到的三年前的反日游行，正是因为小泉政府美化侵略战争、染指中国东海、复活军国主义，不但颠倒黑白、伤害中国人民感情，而且直接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民的反对当然是正当的、合理的。中国人民的和平抗议示威不是针对日本人民，不是要灭亡日本，不是要奴役日本人，而是要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是要反对日本侵犯中国主权、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是要预防侵略战争，而不是要制造侵略战争。这次针对法国反华势力为代表的反华势力的抗议活动，同样是对反华势力借奥运之机，鼓励、组织打砸抢烧活动，侮辱和诋毁中国人民，试图分裂中国的诸多暴行的自卫反击，这种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反压迫、反侵略、为平等、为和平，意愿的表达是合理、合法的，对世界和平和维护人权是有利的。对中国人民这种正当的、健康的、理性的民族主义浪潮惧怕的，正是宣扬民族优越论、制造民族不平等、煽动民族仇恨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他们宣扬的 “民族主义”才需要加引号，他们反对的民族主义是不需要加引号的。
但是，刘先生和刊登他文章的《南方都市报》以及其背后的势力，出于避免中国人民正当的民族主义“滋生、坐大”的目的，又不得不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对方的罪行找不到，刘先生们只好倒打一耙，把自己的罪行总结总结，搞成一顶大帽子，朝正当的民族主义上一扣，然后声嘶力竭地进行指责，不经意间，写出了己方阵营的自供状。
把反压迫的民族主义和加引号的民族主义混同起来，以达到抹黑正当民族主义、打倒民族英雄、开脱汉奸罪行，最终达到混淆视听、帮助帝国主义者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手法，却不是刘柠的原创。原创首发是教育部的余桂元们，在他们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里，就是通过把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独夫民贼混同起来，进而否定岳飞、文天祥民族英雄地位，为帮助侵略的汉奸们进行开脱的。
余桂元也好，刘柠也罢，把反压迫的民族主义和加引号的民族主义混同起来，实质上就是要掩盖侵略者实施压迫的本质，就是要抹煞人民反压迫的正当性，所要达到的目的，当然是让人民自缚手脚，不能反压迫、反侵略，好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放开手进行压迫、侵略。
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和加引号的民族主义不止是不能混同的问题，更是水火不容的问题。我们要时刻记住，我们的民族主义的核心永远是反侵略、反压迫，我们的民族主义最终追求的是民族的平等发展和国家间的和平共处。
胡锦涛访日为民族主义减震
作者：刘柠
据日外务省发言人透露，胡锦涛主席将从5月6日起对日本进行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此系十年来中国国家元首对东邻的首访。访日期间，胡主席不仅将与福田康夫首相举行首脑会谈，还应邀与日本天皇夫妇共进晚宴，在福田的母校早稻田大学演讲，探访孙中山生前的遗迹，兴许还会与日本乒乓国手福原爱切磋球艺。如此紧密的日程安排，象征着两国关系从一味强调“友好”，开始朝更加具体、务实的方向转型。尤其是后两项安排，别具匠心，意味深长。
孙中山这个名字，在百年中日关系史上，其意义早已超越了“亲日”、“反日”的标签性内涵，成为两国，乃至东亚民族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惟其是真正热血赤诚的民族主义者，才有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清醒的头脑和宏富的战略视野。84年前，其在神户商业会议所发表的著名讲演，以“霸道”和“王道”的概念梳理东西文化，对日本朝野发出了“大亚洲主义”的呼吁，可谓今天“亚洲一体化”的先声，至今仍振聋发聩：“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又有亚洲王道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详审慎择。”然而，急功近利的日本到底还是背弃了孙逸仙的期待：孙苦口婆心动议的、旨在东亚民族携起手来，“共存共荣”的“大亚洲主义”，被置换成为西方列强的霸道逻辑背书的“大东亚共荣”，最终演出了一场把全民族推向毁灭边缘、殃及人类文明的大悲剧。
爬梳历史会发现，悲剧的实质，其实是“民族主义”惹的祸。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的指向本身，既祸害了邻国，也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使明治维新以降，代代积累的国富和精神资源挥霍殆尽。
所幸的是，战后，被迫卸掉全部铠甲的日本，专心经济建设，积60余年之功的和平建设成效甚大，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但近年来，鉴于世界战略版图的变化，尤其是邻国中国的经济崛起及与之相伴生的某种越来越大的民族主义声响，日本逐渐不安起来，弥漫于国内社会的民族主义潜流也日益表面化，不无坐大的苗头。这一点，从其舆论环境的变化上，便能看出些许端倪：不久前，一部由华人导演执导的、反映靖国神社历史的纪录片遭禁演，暴露了其言论、表达自由的 “尺度”正在收缩的严峻现实。
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大抵有一个宣泄的出口和外在指向。而最近发生于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抵制“家乐福”的示威活动，尽管是矛头针对法国的一种民族主义表达，但“抵制法货”的口号及强烈的“爱国”色彩，却唤醒了日本对3年前反日运动的记忆。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互信的缺失，令日本担心，随着事态的发展，被抵制的法货，会不会变成日货；今天的“夏奈尔”，会不会变成明天的“资生堂”？
正是出于这种担心，4月23日，日世界和平研究所会长、原首相中曾根康弘发表题为《日中新篇章：面向超越历史的共存发展》的文章，指出需构筑“能坦率地说该说的话的日中关系”，以实现“向成熟的友好关系的质的转换”，“日中如何相互面对，对两国的共存、亚洲的秩序极其重要。”并建言对历史问题，“双方都得努力”，为填埋两国围绕历史问题的鸿沟，日中两国要像法德那样，共同编纂历史的“副读本”。在两国民族主义声浪分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种声音无异于理性的空谷回音，其对两国关系的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不容小觑。
任何一个国家的复兴崛起，必然会给周边地区乃至世界带来不同程度的震荡，遑论身量如中国的国度。为减少崛起过程中与邻国的摩擦阻力，崛起的一方当适度克制自己的民族主义，有时是“爱国主义”的表达，以规避激发对抗性民族主义滋生、坐大的风险，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胡主席此次访日，所打的两张牌，无论是中山牌，还是乒乓牌，无一不透出减震民族主义的良苦用心。对此，国人当省察并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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