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马立军在单位坠楼身亡；5月22日，湖南省祁阳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唐恒杰从当地一家宾馆6楼坠楼受重伤；5月18日，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干部邱某在高明尚城名筑小区坠落死亡......近来，中共官员非正常死亡，或者说自杀死亡的现象高发并呈走高态势。凡事诡异之处必有内因，官员自杀背后折射的是，包括官场生态在内的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
自杀频发
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马立军5月23日晨在单位坠楼身亡。在马立军坠亡前13天，湖北省财政厅原副巡视员程晓培于2016年5月12日在财政厅宿舍楼坠亡。这两位官员的坠亡之所以引发媒体注意，是因为二者都是发生在湖北省委巡视组巡视期间。
近年来，官员非正常死亡已经不是新鲜事，就在程晓培坠亡的5天前，辽宁省朝阳市人大原主任王树轩日溺亡的消息也被曝光。而在刚刚过去的4月，被媒体曝光的官员“非正常死亡”也不少于7例：4月3日，广西桂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唐天生在医院坠楼身亡；4日下午，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委组织部部长朱东峰在位于石家庄的家中死亡；6日，内蒙古通辽市中院刑一庭庭长米建军在该法院审判大楼坠楼身亡；10日，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高曙东在家坠楼身亡；同日，湖南娄底市政协副主席、市财政局副局长黄祥刚在该市财政局老家属院坠楼身亡；19日，广西横县检察院一干部坠楼身亡；28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闫油坊乡党委书记冯建河早晨在家中被发现死亡。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非正常死亡官员不少于19人，而大陆官方刊物《廉政瞭望》5月12日也曾报导，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之间，大陆媒体至少报导了81例官员自杀事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015年1月转发香港某研究者的统计数据称，中国中高级官员的自杀率比城镇居民总体自杀率高出约30%。2015年初，中组部曾统计官员“非正常死亡”情况，但未对外公布结果。十八大以来，有关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新闻接连不断，在百度中输入“官员坠亡”就会立刻弹出一系列有关官员坠亡的新闻。可以说，每一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之后，舆论都会给予高度关注。
转型之痛
不管这些官员是否有贪污的事实，一个个生命嘎然而止都值得整个社会去反思反省。为什么这些官员要自杀？当地官方给的说法通常是“抑郁症”。人民网还曾专门发文谈《官员自杀的心理学分析》，文章引用一项对全国100多位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调查结果称，80%以上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心里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压抑”心理。文章还称，“贪欲太重的官员，心理最难健康。”
除了当地官方所谓的“抑郁症”之说，也有评论认为，从很多官员自杀案例看，只要官员自杀了，官员生前到底是清廉还是腐败，外界几乎就无从知晓了，因此，官员自杀是一了百了，是逃避被进一步曝光的手段。
实际上，抛开舆论影响和外界的各种猜测，官员的自杀应该也与目前中共官场生态的转型有关。十八大以来，官员自杀事件的飙升，其原因不仅在于早已根深蒂固的官场腐败氛围的存在，还与十八大后整个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有直接关系。这种转型不仅包括经济人文等各方面的转变，也包括官场生态的转变。
对于目前的中共官员而言。一方面官员系统内部的集体腐败一直存在，官员既有污点（贪腐、乱作为、不作为等各种问题）普遍存在，另一方面，社会监督和反腐力度在不断加大。旧的官场生态正在打破，新的官场生态尚未形成，在这样的转型夹缝中，有的官员可以永难而上，有的官员离开官场，但还有些官员被逼进死胡同——一边无法停止贪腐，一边害怕罪行被曝光。
附录：湖北副交通厅长跳楼一刻曝光（视频）
湖北省委第七巡视组在巡视省交通厅期间，副厅长马立军“离奇”坠楼身亡。在被曝光的一段大约1分钟的视频显示：马立军危立于一座高楼的天台，疑情绪波动，手舞足蹈，而地面则未有放置救生气垫。大约30秒过后，马立军一跃而下，从天台堕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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