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和“左翼”文化人士去过新疆，其中包括周恩来、王明、康生、任弼时、毛泽民、陈云、李先念、邓发、周小舟、滕代远、俞秀松、陈潭秋、方志纯、孟一鸣、林基路等等。他们有的是路过，有的是到那里工作。因此人们自然要问：在那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为什么要作出如此选择呢？这一切，都与被称为原来亲苏亲共的“新疆王”的盛世才有关。本文节选自《民国旧梦》一书，作者智效民，新星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原题为《揭秘民国“疆独”政权：盛世才统治新疆始末》。
盛世才治疆时期，新疆政府官员和军官举行会议（图源：LIFE 杂志）
1933年的“四一二政变”
金树仁主政新疆后，在继承杨增新统治方略的基础上，又有很多创新。为了培养人才，他一方面派人到德国、日本留学，一方面在各县设立中学、在50户以上的村庄设立小学。为了发展经济，他在修筑公路、兴建牧场、改良品种的同时，还利用外资开发本地矿产资源。1929年甘肃大旱，他多次拨款赈济当地灾民，被誉为“恩被全陇”。
当时新疆孤悬塞处，外敌窥伺已久，而中央政府又鞭长莫及，一旦发生冲突，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巩固国防，加强军队建设，金树仁于1930年派省府秘书长鲁效祖到上海、南京等地延揽军事人才。当时正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担任科长的盛世才表示愿意到新疆效力，经过考察，他终于如愿以偿。这一年年底，他辞去原来职务，取道苏联抵达新疆。
盛世才，字晋庸、又字德三，1897年（一作1895或1896）生于奉天（今辽宁）开原盛家屯。他小时候在奉天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1917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留学。1919年回国后弃文从武，入广东韶关讲武学堂学习。毕业后，他跟随教官郭松龄返回东北。回到东北后，郭担任了东北陆军讲武堂教官。当时张学良正在这里学习。经张学良推荐，郭松龄被张作霖任命为奉军第八旅旅长，于是盛世才在他手下当了一名排长。郭对盛非常赏识，不仅让义女邱毓芳（邱父时任团长，是盛的顶头上司）嫁给他，还举荐他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应召回国，在郭手下担任营长。郭松龄兵败身亡后，盛世才逃亡日本，在孙传芳、冯玉祥、蒋介石等人资助下，才完成日本陆军大学学业。1927年盛世才学成回国后，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学校教官和参谋本部第一厅作战科长等职务。
盛世才入疆后，由于他来自南京政府参谋本部，金树仁对他颇有戒心，只给了他一个“督办公署上校参谋主任”的闲职。在此期间，盛世才委曲求全，惟命是从，想方设法获得了金树仁的信任。不久，他担任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这为他拉拢学生、培植亲信提供了良好机会。
1931年2月，哈密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总管尧乐博斯发动武装暴动，甘肃马仲英乘机率部入疆，致使新疆陷入大规模民族仇杀之中。为此，金树仁先后派鲁效祖和张培元为总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率部前去围剿。经过几个月苦战，先后将马仲英、和加尼牙孜击败。1932年，马仲英派马世明联合和加尼牙孜进攻哈密，盛世才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又将敌人击退。1933年初，马世明率部进犯，盛世才两次解围，将马世明打败。盛世才屡战屡胜，使他获得“常胜将军”的美誉。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政府参谋处处长陈中联合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在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归化军”由十月革命以后流亡到新疆的白俄组成。因为这些人到达新疆后有“归化”的要求，所以金树仁便把他们武装起来为己所用。于是，人们把这支军队称之为“归化军”。归化军骁勇无比，战斗力很强。他们不仅为金树仁镇压各地暴动立下汗马功劳，也因为与金树仁的矛盾而萌发叛乱之意。
政变爆发后，金树仁仓惶逃离迪化，并命令盛世才率部火速返回省城平叛。与此同时，政变领导人陈中也派人来到盛世才的驻地，请他支持政变，共同主持新疆局面。第二天盛世才率部达到迪化城外，但是却按兵不动。这时，陶明樾找到东北义勇军的首领郑润成，请他出兵支持。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从东北流亡到新疆的一支部队，他们参战以后，迫使据守在城内的政府军很快投降，陈中等人遂控制了局面。4月14日，政变发动者召开会议，商量由谁出面维持局势。由于政变各方均没有足够实力，而盛世才却握有重兵且近在咫尺，再加上这几年他已树立一定的威信，于是大家一致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推举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这次事件在新疆历史上被称为“四一二政变”。
盛世才控制新疆局面
盛世才上台不久，便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向斯大林秘密提出将新疆划入苏联领土并成为其加盟共和国的要求。但由于当时中苏两国刚刚恢复外交关系，再加上鉴于1904年日俄战争的历史教训，斯大林对日本特别畏惧，如今中日两国交战在即，这将大大缓解日本对苏联的威胁，所以斯大林没有同意。
1933年6月10日，南京中央政府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飞抵迪化，名为“宣慰”，其实是为了调查“四一二政变”的真相。黄慕松下车伊始，便与陈中等人联系密切，从而引起盛世才的猜忌。盛世才害怕陈中等人联合黄慕松取代他的地位，便决定先发制人。6月26日，他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名，在督办公署埋伏杀手，将应邀前来的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逮捕，随后即以“谋叛罪”将他们押到东花园击毙。于是，在盛世才的逼迫下，作为“钦差大臣”的黄慕松只好悄然返回内地。面对这一局面，南京政府因为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只好顺水推舟，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这一年年底，盛世才又以涉嫌谋叛的罪名，将刘文龙及其全家软禁，并指定年迈多病的朱瑞墀担任省政府主席。朱瑞墀于第二年3月病死，于是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对新疆实行独裁统治。
当时，新疆还有马仲英和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河州人，是马步芳的堂兄弟。马仲英拥有兵力一万余人，活跃于北疆等地。张培元有八千多人，占据伊犁一带。盛世才上台以后，马仲英和张培元先后率部进攻迪化，对盛世才形成夹击之势。盛世才除了率部迎战外，还向斯大林求助。1933年10月，他派自己的外事处长以“看病”为名，到莫斯科与苏联当局接洽。随后，他从前线返回迪化，与斯大林派来的特使签订了秘密协定，其中包括苏联向盛世才提供300万卢布的军火（内有30架飞机和机枪、通讯器材）等内容。作为回报，盛世才答应向苏联出让开采黄金、石油和其他矿山的权利，并在新疆修筑一条通向苏联的铁路。此外，盛世才还答应要在新疆“推行和扶植共产主义观念”。
在此前后，盛世才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他经常邀请总领事到家里做客，饭后还请对方参观自己的书房，并且说他在学生时代就信仰共产主义，书架上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就是他的秘密藏书和必修之课。除了这种“精神贿赂”之外，在客人离开时他还有贵重礼物相赠。因此，苏联总领事向莫斯科汇报说：盛世才相信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研究颇有心得。（参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册，第64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不久，斯大林派苏联红军进入新疆，换上中国军队的服装，先后将张培元和马仲英击败。张培元失败后被迫自杀，马仲英也退往吐鲁番、喀什一带。在此之前，盛世才还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等人逮捕并处以绞刑。至此，盛世才在斯大林帮助下消灭了全部异己势力，牢牢地控制了新疆的局面。
为了帮助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斯大林多次向盛世才提供巨额贷款，其中1935年8月高达500万卢布，1937年1月又提供250万卢布。另外，“斯大林应盛世才之邀，向新疆政府派遣了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的顾问和技术专家300余人。这些顾问中，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或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过的，原来是中共党员而后来又转为苏共党员的中国人20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党的‘一大’时的共产党员、化名为王寿成的俞秀松。”（同上，第649页）
鉴于盛世才的种种表现和斯大林的战略决策，共产国际于1934年指示中共中央要重视新疆问题，并要求把新疆作为通向苏联的国际信道。为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1935年长征期间，他与毛泽东在四川懋功会晤，并召开了军事会议。当时毛泽东提出进军陕北、夺取宁夏、从而以外蒙古为靠背的“北进计划”，而他则提出三个行动方案：一是向川北、甘南以至汉中发展的“川甘康计划”，二是毛泽东提出的“北进计划”，三是向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进军的“西进计划”。他还说：“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了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时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对于张国焘的第三个方案，毛泽东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张国焘回忆录》第三册，第230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版）由此可见，无论“西进”还是“北上”，都与苏联的支持和新疆的局势有密切关系。了解这些问题，对进一步解读中国近现代史颇有帮助。
1936年4月，盛世才在苏联的帮助下，颁布以“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为内容的“六大政策”。一时间，新疆各地红旗飘扬，到处悬挂着斯大林和盛世才（据说还有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盛世才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
1937年11月下旬，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盛世才利用这次见面的机会，向他们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请延安派更多的干部到新疆来工作，二是他自己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一个要求，王明立即答应；但是对第二个要求，却因为事关重要他无权决定。据说，当时王明和康生听了盛世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以后，非常吃惊。大家觉得：“盛世才如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岂不意味着沃野千里、与苏联为邻的新疆，不费一枪一弹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册，第652页）
据《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分析，盛世才的要求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重视。证据之一是毛泽东把他的弟弟毛泽民和数十名亲信派往新疆，并被盛世才委以重任；证据之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上同意了盛世才的入党要求。因此，1938年3月任弼时到莫斯科汇报工作路过新疆时，曾经对盛世才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他入党，“但由于多年来新疆与苏联的密切关系，此事非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可。”（同上）
这时，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更加亲密。1938年初，苏联未经中国中央政府同意，就派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空军支队进驻哈密。为了掩人耳目，该团采用新疆地方军队的番号，对外称归化军骑兵第八团，简称“红八团”。这个团的实际人数有一个旅之多，是一支配备了飞机、坦克的机械化部队。它不仅严重地侵犯了我国主权，还扼守着我国内地通往新疆的咽喉要道。
与此同时，盛世才还先后办了三件大事：一是以新疆各族人民支持抗战的名义，将大批衣物和军火运往延安；二是根据陈云带来的指示，尽快从新兵营中选拔一批优秀人才到新疆航空学校和兽医学校学习专门技术；三是经八路军办事处第二任主任邓发同意，从新兵营调黄火青担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兼审判委员会委员长。
1938年10月14日，邓发通过共产国际远东地区联络员向莫斯科发来电报说：“飞行员训练班的25人中已有24人能够独立飞行了，训练班将于11月5日结束，17名技师也在学习中取得了成绩。但是督办只有已经超过飞行期限并对高级飞行有危险的Y-2型和P-5型飞机。请拨给我们三架供高速飞行、轰炸和歼击训练的飞机。”为此，季米特洛夫要求“最好能满足他对调拨教练机的请求。”（《季米特洛夫日记》第81页）一年以后，盛世才又从“新兵营”中挑选30多人送往苏联，以便为新疆培养更多的人才。
盛世才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
为了进一步讨好苏联，盛世才觉得有必要亲自去苏联一趟。于是在1938年8、9月间，盛世才携全家以妻子“看病”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
对于盛世才访问苏联，国民政府并不知道。曾经长期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外交官A．M．列多夫斯基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和相关资料，对这次会谈作了介绍。列多夫斯基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盛世才。当他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新疆的托派、军队、资源和民族问题等等）之后，还向对方提出了加入苏联共产党的要求。下面是有关这方面的档案资料：
会谈记录中指出，他（盛世才）对自己要求入党的愿望作出的解释是，他了解马恩列斯的学说之后，知道这是惟一必须信奉的学说，况且他根据经验确信，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践中援助较弱小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以他要求入党的愿望增强了。现在他得到了这样幸运的机会，亲自同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交谈，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可以接受他入党，那他是很幸运的。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如果督办非常坚持这个要求，那他不反对，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说，这会损害督办的工作，因为蒋介石和杨大使（中国驻苏大使）知道后都会很不满的。
督办回答说，这需要保守秘密，无论蒋还是杨都不知道此事。（《斯大林与中国》第223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上世纪50年代，已经到了台湾的盛世才也谈到当时的情况。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对斯大林说：“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一九三七年，我通过陈绍禹、康生和邓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康生、邓发、陈云和任弼时等人对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说要与第三国际商量之后再作最后决定。”最后我说：“我希望能迅速受到党的考验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们（引者按：指斯大林等人）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斯大林立刻明确地回答说：“你现在就可以入党。你回新疆之前，我会再次和你谈这个问题。”（转引自李嘉谷：《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百年潮》2000年第8期）
接下来盛世才继续写道：“当我们正准备返回的时候，一位党的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拜访我。根据这个指示，这位格鲁吉亚独裁者（引者按：指斯大林）个人的意见是给予我特殊的照顾，立即吸收我加入苏联共产党。换句话说，即使我是中国人，也可以做俄国共产党员！这位特使又要我签署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而在这之后我将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犹疑不定的心情安静下来之后就表示了同意。以后不久，第二位官员给我带来了党证，号码是1859118和一本党章。”（同上）
随后，盛世才还与苏联签订了不平等的《新苏租借条约》（亦称《锡矿协定》）。条约签订后，苏联在新疆获得了驻兵、采矿、征用土地、出入境运输、利用一切自然资源、装设电话和无线电台等特权。为此，美国历史学家艾伦惠廷认为：这个“协定给予莫斯科在新疆享有非常广泛的特权，以致使新疆成为一个既不受乌鲁木齐控制也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册，第657页）
盛世才与苏联反目以后，曾经向蒋介石描述了这个条约的签订过程。他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间，苏联派员秘密到新疆来，给我一个绝对秘密文档，系租借新疆锡矿条约，内容非常荒谬与不合理，完全带有侵略性质。彼时职要求修改内容，以及缩短租借年限，苏方来员答复谓：你一个字都不能修改，你系联共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命令，更应该为苏联的利益作斗争。”（同上，第657-658页）
此外，在1941年1月，盛世才再次向苏联提出成立新疆苏维埃共和国并加盟苏联的要求，但斯大林基于其战略利益的考虑，还是没有答应。
盛世才离开新疆
1942年7月，蒋介石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的朱绍良、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翁文灏、空军总指挥毛邦初等人飞抵达迪化。经过谈判，盛世才答应中央政府的下列要求：1、严防苏联在新疆各地发动骚乱事件；2、由内地抽调军队来新疆加强防务；3、在新疆成立国民党党部；4、中共人员一律停止在各机关工作，并集中起来停候发落；5、中央政府派人接收新疆航空委员会；6、由外交部派人接管新疆外交办事处。
一个月以后，宋美龄亲自飞抵新疆，代表蒋介石任命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同时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务。1942年10月，盛世才向苏联当局递交一份备忘录，要求苏联政府在三个月内必须撤走包括军事人员在内的所有非外交人员。随后，盛世才将中共在新疆的人员集中起来，由陈潭秋领导进行整风学习。不久，任弼时指示陈潭秋说，莫斯科同意把他们转送苏联，但是陈潭秋认为：“我们过境大成问题，我们将处于东归不得，西去不能的危险境地。”
1943年年初，盛世才将软禁的陈潭秋、毛泽民、孟一鸣、潘同、刘希平、徐梦秋、林路基、马殊等人分别投入监狱。随后，重庆派内政部次长王德溥率人专程来到迪化，以“特派新疆审判团”的名义对他们进行审判。6月5日，陈潭秋、毛泽民、林路基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处死刑。9月27日，这三个人和陈秀英等人被秘密处决，并呈报重庆验证。在此期间，王还对杜重远案进行复审。随后盛世才用毒药剥夺了杜的生命，并把他秘密埋葬在督办公署的东花园附近。
1944年8月，国民政府明令撤销新疆边防督办公署，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调盛世才为返回重庆，担任农林部部长。至此，盛世才结束了他对新疆的十余年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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