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同志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可是由于年龄偏大，繁重的工作已经使他们力不从心。与此同时，由于文革期间中共党内正常的干部培训、选拔、任用机制都被打碎，干部成长的道路被堵塞，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解决好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加快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迫在眉睫。
1982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胡耀邦、邓小平、陈云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王兆国(左一)、书记处书记陈昊苏(右二)在大会休息室里（图源：新华社）
脱颖而出
1980年8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大量选拔年轻干部；并且提出了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对于此，陈云为年轻化做了进一步的注解，他给中青年干部的年龄提出具体要求，就是在数量上占多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应该是40岁左右的人、40岁以内的人。
陈云首次提出了可操作的干部年龄下限标准，等于是用客观的年龄标准来推动干部的新老交替，可以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政治可靠是保证，年龄界限是标准。根据这两条，大批年轻干部迅速进入高层视野。
王兆国可谓是当时年轻干部中最亮眼的政治明星。据文思咏、任知初《胡锦涛传》中透露，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照华介绍王兆国如何被中央发现和审查：邓小平1980年7月到湖北二汽视察时，二汽党委书记黄振亚向邓汇报时介绍，车箱分厂王兆国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坚决顶住不搞批邓，引起了邓小平的兴趣。邓随即召见了“政治可靠”王兆国，这个抵制批邓的青年干部就铭刻在邓小平脑海里了。
如日中天
于是在1982年9月中共召开的十二大上，41岁的王兆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两个月后，王兆国出任省部级正职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1984年，转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在这期间，胡锦涛、温家宝都曾先后做过他的副手。
1985年9月，中共召开十二届五中全会，王兆国又以44岁的年龄和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等一同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从人员构成来看，这支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预备队”。 而当时仕途如日中天，年龄又比乔石、胡启立等人小许多的王兆国，自然最被看好，是未来政治局常委内主持党务工作的理想接班人选，甚至被看成是胡耀邦总书记职务的接班人选。
胡耀邦也一度有意让王兆国多挑重担。早在1984年夏天，邓小平提出自己将在十三大彻底退休，胡耀邦将接替自己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和中顾委主任。胡耀邦便属意当时的中办主任王兆国接总书记。
明星陨落
由于受到邓小平和胡耀邦的看好，王兆国开始大胆工作，也有意做出一些成绩。在任内，他着力解决当时国内普遍关注的党风和廉洁问题，其中触及到中央领导人生活特供的议题。
然而他毕竟只是中共大佬摆在身前摆布的木偶，当木偶威胁到大佬的利益时，木偶很定会被立马抛弃。在有关撤销特供的议题上，王兆国的做法引发中共众多元老的不满，很快，他被免去了中办主任的职务，由副手温家宝接任，但依然保留了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主任职务，继续负责中共中央各部委的党务工作。
1987年，王兆国的一大靠山胡耀邦由于镇压学潮不力被迫提出辞呈。在此之际，王兆国竟为自保揭发出胡耀邦的许多所谓“问题”，并将胡上纲上线狠批一通。胡耀邦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自己一手提拔并耳提面命，且寄予厚望的“接班人”竟然会倒打一耙。
自以为能够成功脱嫌的王兆国却因此“恩将仇报”的举止被陈云邓小平彻底抛弃。陈云看到王兆国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批胡发言后，“摇了摇头”，提笔批示：“小平同志暨中央常委：此人不适合高层政治生活，建议到基层锻炼。”
当然，王兆国恩将仇报只是网传的一种说法。有人曾纠正此说法，认为在那次民主生活会上大放厥词批评胡耀邦的是另一“王”——王鹤寿。王鹤寿和胡耀邦关系一直很好，在延安时胡耀邦、陶铸、王鹤寿三人关系密切，人称“桃园三结义”，后来他的平反也是在胡耀邦的鼎力相助下完成的。在这次生活会上，王鹤寿把胡耀邦对他讲的一些私房话也揭了出来，让胡耀邦吃惊伤心。
其实，无论事实如何，在邓陈两大佬共同把持政权的年代，与中共改革派沾边的王兆国很难顺利成为接班人。陈云利用王兆国批胡耀邦，提出此人不宜留在中央，被逐出中央高层。邓小平为把赵紫阳提为总书记，拿王做了交换。于是，王兆国成为老人政治和权斗的牺牲品。
1987年，王兆国被外放到福建省担任省长，离开了中央权力内核。然而时间不等人，等他在回到中央高层，已到了退休的年纪。
他因干部年轻化的便利突出重围，却因干部年轻化背后的老人政治成为权斗的牺牲品。王兆国政坛的浮沉为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政坛作了做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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