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六四风波之后，香港曾迅速展开“黄雀行动”，不少“黄雀”都称，当年港英政府态度是“只眼开，只眼闭”，暗助民运人士匿藏在港并移居外国。而据悉，当年6月至9月是救人高峰期，由于赴港的民运人士渐多，港英政府不能再个别处理，于是时任港督卫奕信便委派政治顾问办公室及警方政治部，主力与“黄雀行动”的核心成员沟通协调，而整个行动属港英政府的机密，当年的文件记录只能由洋人高官阅览。
六四风波之后，香港迅速展开“黄雀行动”
曾参与“黄雀行动”的《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表示，当年为免获救赴港的民运人士，遭警方误以为一般的非法入境者而被捕，港督政治顾问办公室与“黄雀”核心，包括支联会常委朱耀明等有秘密电话直线联络，当遭遇港警“留难”时，便可致电解困。
前铜锣湾警署 曾为政治部协调“黄雀”集中地
刘达文又指，“黄雀行动”之初，铜锣湾一间宾馆是最早期的“安全屋”，供民运人士入住。有资深警务人员透露，已拆卸的铜锣湾警署，当年是处理民运人士的集中地，警方政治部人员长驻于警署内，与支联会的人员“接头”处理，而当时高层有令，有关文件记录是机密，全部不能经过华人警察之手，只能由洋人警官阅览。
有资深入境处人员则指，当年对于在港的民运人士有两种处理方法，若是不太有名的，便发“行街纸”，以让他们在香港自由生活，若是“极敏感人物”，则因他们多不会长留香港，故会容许他们运用假身份在港活动及上机离港。
港人救300余民运人士
27年后，《香港01》访问多名“黄雀”，听他们细诉当年救人行动，大至逃亡路线、小至相认暗号，都要周详部署，绝非单凭港人之力，若无少数内地官员、港英政府和外国驻港领事的“配合”，实难以成事。
“黄雀行动”自1989年六四后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前结束，8年间，300多人获救。当年行动中，有份传信息的《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表示，最早期行动其实未有架构组织，连“黄雀”之名也未有，仅称“秘密通道”，由一个香港黑帮主导，把学运领袖吾尔开希，以及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先后从内地救出。
不过，刘达文指，其后该黑帮因遭中共施压而淡出，改由支联会主导，支联会常委朱耀明、艺人岑建勋等为骨干，并找来人称“六哥”的商人陈达钲负责前线行动，半年间救出133人，包括陈一咨、苏晓康、王超华等著名民运人士。
据悉，当时“黄雀”分情报组、行动组，情报组负责“收风”，确定待救人士身份及所在地；行动组则由“六哥”陈达钲指挥，接到名单便策划救亡路线，由弟弟“七哥”陈达钳、其他“黄雀”黎沛成及李龙庆等，到内地救人，再带到厦门、汕头等华南沿岸城市，乘“大飞”偷渡赴港。
有核心“黄雀”透露，当年为免被窃听，会在“大哥大”手机加干扰器，为免行动误中圈套，会有相认暗语，如“我叫李成功”，又或民运人士放香烟在桌上，“黄雀”则持报纸，再各持一半相片拼合等，确定身份。若“黄雀”疑遭跟踪，便以“今日下雨，不踢波”等暗号通知。
与民运人士相认后，才是行动开端。陈达钲指，当年“黄雀”会为民运人士化妆，“20多岁化成40多岁。”令他们改头换脸坐火车等，混入平民中逃走。当抵达沿岸城市后，他指由于内地当局在海上严防，故“黄雀”主用1,200至1,400匹马力的快艇，比内地巡逻艇快，借此摆脱。
民运人士获救抵港后，便主要由受朱耀明所托、化名“Tiger”的人接应，安排他们入住安全屋，据知安全屋所在地包括铜锣湾一间宾馆、赤泥坪村、大埔尾村、匡湖居等。而香港只是部分民运人士暂居地，据知曾为民主党创党主席的李柱铭，当年负责联络外国政府，再在其他核心“黄雀”与港英政府及外国驻港领事秘密协调下，把民运人士送到法国、美国等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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