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署名为“中山大学校园发展关注组”的一封信“中大学子致校长：为什么我们坚持留下修理摊？”，一度在朋友圈被中山大学校友、同学广为传播。澎湃新闻也在6月1日以《中山大学欲搬除30年修鞋摊引学生争议：请呵护历史中的人情》为题，对此事做了报道。澎湃新闻的报道中称，中大党委宣传部表示，学校正将建议纳入考虑，与各方协调沟通，但具体方案还没有确定。
李大叔与妻子在中大经营修鞋摊已三十多年。
这封写给校长的信，是什么样的呢？执笔者开篇第一句就亮明身份，“我们是关心中大校园和中大发展的学生”。事情的由来，是在南校区东门宿舍区修鞋长达32年之久的李大叔及另外3位摊主被责令搬走，5月末就是最后搬离日期，校方给出的理由是，校园需要“光鲜亮丽”。对此，执笔者表示异议：1）修理摊存在修车、修鞋、修伞等现实需求；2）摆摊是大叔们生计之所系；3）修理摊承载中大历史记忆。在此基础上，信中提出改善性方案：1）不变更地点，做适当修缮；2）变更地点，集中布局“生活服务功能区”。最后，执笔者们认为，大学是一个有机共同体，希望校方的决策可以更加公开公正和公平一些、合理一些，并表达了以多方参与、理性探讨的方式发展中大的意愿。
坦言之，作为中大校友，我们对这封信（很可能是学弟学妹所写）的水平由衷钦佩，从实际功能论，到文化记忆论，到大学精神论，一环扣一环，有理有据有节，表达诉求（建议和意见）的逻辑思维非常缜密。更打动我们的是，信中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中大深深的关切与爱。
事实上，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在践行家国情怀、培育领袖气质的行动（注：2015年7月4日，在中大2015届毕业典礼暨2015年学位授予仪式上，罗俊校长在致辞中向毕业生赠送了12个字“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因为，“家国情怀”于之而言首先就是校园情怀（中大情怀），自发组织、思考讨论和执笔呈递，是培育“领袖气质”的范畴。
必须指出，中大有类似“中山大学校园发展关注组”的社团，是中大之幸事。中大是一个集聚于特定地段的物理社区/物质空间，正因有很多关心关切、用实际行动支持并参与中大发展的人存在，中大才成为一个有丰富情感关联和记忆联结的社会空间。社区并不等同于社区认同感。从社区到社区认同感的升格过程，是在遭遇某种危机时表现出的社区行动而产生的。
从治理内涵出发，学校治理是以校园为主，挖掘学校资源，培育学校意识，活络学校关系，重建学校社会资本，从而不断发掘问题、通过师生及其他各方共同参与解决学校问题的过程。创新驱动学校治理，就是最大限度激活学校内外部活力，形成多元治理主体、协力推动学校建设与发展。毫无疑问，各方对于修理摊搬离与否的认知过程、异见交锋、呈现方式和最终结果，都是在践行多元治理主体、协力推动社区发展等原则。
对于5月末搬离的责令，校方给出的理由是“光鲜亮丽”。我们不否认校园整体力求美观的总体规划需求，但在局部地段允许适当无序，其实无妨大雅。早在1961年，加拿大老太太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严厉批判了将街区及社区简单化、规模化、统一化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思路，认为这种表面光鲜亮丽的举措，是在扼杀城市的活力，会失去街区之间相互照看的“街道眼”（Street eye），不利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便利。从城市生态学和社区认同感的角度，非正规经济业态在各个尺度上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基于楼道尺度的生活型产业可以一定程度增强街坊邻里的社区认同感。这些都不难理解。
修理摊要不要保留，归根结底就是一点：谁是中大的文化持有者？个人以为，有中大情结的人都算。在校和毕业的学生，在岗的和曾经在中大工作过的老师，甚至钟情于中大校园和中大氛围的游客，亲历中大变迁的见证者，等等。一个在中大工作32年之久的修理摊大叔，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子，见证中大30多年的沧桑变迁，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中大人”和合格的中大文化持有者。从文化地理学角度看，修理摊和李大叔是校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因为作为场所（Site）的修理摊，和作为人物（Figure）的李大叔，都是“中大意象”（Mental Map of SYSU ）构成要素中的记忆节点。
若干年后，估计每个毕业的中大人回到母校，经过修理摊，都会浅浅一笑，以示问候；多少年前，一个修伞的小姑娘和一个补胎的帅小伙在此相遇，从此相识、相知和相爱。换言之，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这个摊位及李大叔，与中大以及全校师生们之间，产生了丰富的社会与文化关联。由此推演，我们是不是可以围绕这个修理摊开展地方再生（Place regeneration），是不是可以修建一个微型亭阁，配一把遮阳（雨）伞，标识中大校训或其他公益广告，让其成为具有文化标示性的校园景观？我甚至斗胆建议，李大叔应该被请上毕业典礼的主席台上就坐，接受礼遇。
中大素有开放包容、自由活泼、务实求真、对话讨论和历史责任和文化意识强等优良传统。作为校友，我们也相信，如新闻报道所呈现的那样，校方会在充分调查研究、听取广大师生意见基础上，对校园环境整治方案进行适当调整，最终会给出一个令多数中大人都满意的答复。
与“中大校园环境整治”相关的另一件事是，2015年10月，因中大北门广场园林绿化升级改造之需求，早已成为北门广场一张靓丽名片的广场舞被叫停。笔者了解到，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中大的社会学系、教育学系、农学系和地理学系等相关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师生就把附近的康乐村（中大附近最大的城中村）等社区作为夜校和相关教学与研究基地，通过专业知识的植入、相关活动的举办和先进意识的传播，丰富了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娱乐生活，搞活了社区居民的社区氛围，增进了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塑造了校园与社区的良好互动关系。
中大这一服务地方社区的优良传统，应该得到光大和承扬，其实与“德才兼备、家国情怀、领袖气质”一脉相承。笔者以为，“家国情怀”和“领袖气质”不应只是宏大叙事，也绝不是在象牙塔里就培育出来的，而需要深入社会，扎根社区，服务社区。作为华南地区第一学术重地，中大有能力、责任和义务发挥志愿者精神，热爱和服务地方社区，在校园和社区互动关系的维系过程中练就学生的领袖气质。积极参与、构建校园与社区和谐关系是塑造“家国情怀”和“领袖气质”的重要路径。从这个角度而言，叫停中大北门广场舞，此举会不会恶化中大与周边社区的关系？会不会背离中大服务地方与研究地方的传统？进而对培育中大与周边地区的社会资本带来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到北门广场舞的叫停，到修理摊的被搬迁，其实都在拷问着“中大精神”和“中大情怀”。“家国情怀”和“领袖气质”的培育，需要博大的胸襟、在地的行动和超然的智慧。对于“中山大学校园发展关注组”等类似社团，我们应该多一些宽容，多一些鼓励，多一些支持。
我们憧憬，中大未来有更多的关爱中大、关注社区、关心社会且议题广泛的社群出现，这是对中大“家国情怀”和“领袖气质”的最好诠释。
（作者简介：姚华松，中大地理系校友，2005-2008年就读于中大；梁柠欣，中大社会学系校友，1986-2007年就读于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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