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逝世后，赵纫兰拿不出钱来安葬丈夫。6年后，当年被赶回老家的遗孀赵纫兰带着儿女从乐亭返回北京，准备安葬李大钊的遗体。闻此消息，北大十几位教授立刻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据史料记载，捐款的人来自社会各界，其中既有李大钊的挚友，也有李大钊的政敌，就连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
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的李大钊（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年仅38岁的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杀害。李大钊的牺牲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人们纷纷到李大钊家中慰问，也有很多记者前去采访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李大钊这个名贯中西的大教授，家中却十分简朴，赵纫兰甚至拿不出钱来安葬丈夫。惊叹之余，人们纷纷捐款。给李大钊买了棺材，装殓他，灵柩就寄存在宣武门外的浙寺。
可是，军阀不等赵纫兰再筹一些款来给丈夫治丧，就迫不及待地把她和孩子赶回老家去。6年后，当年被赶回老家的赵纫兰带着儿女从乐亭返回北京，准备安葬李大钊的遗体。闻此消息，北大十几位教授立刻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据史料记载，捐款的人来自社会各界，其中既有李大钊的挚友，也有李大钊的政敌，就连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
李大钊，一个月薪不菲的知名教授，从牺牲后的装殓，到6年后的安葬，都是靠大家的募捐完成的。不论是他生前无私地把他收入的大部分用于革命事业和资助青年学生，以至死后家无分文，还是在他的葬礼中，挚友或是政敌的解囊相助，都说明了李大钊巨大的人格魅力。
志存高远，上下求索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少时在乡塾读书，后就读于永平府中学和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李大钊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1913年，李大钊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留日学生群起反对，公推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文牍干事，起草通电，反对卖国条约。他连夜写成了《警告全国父老书》。这篇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6月，李大钊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激励全国人民继续坚持斗争。就是在这次斗争中，李大钊成了闻名遐迩的爱国志士。
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20世纪初，神州大地山河破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目睹祖国母亲的痛苦现状，热血青年李大钊时时悲愤满怀：“卧榻之侧，有他人鼾睡之声，独立之邦，伏列强割据之迹。”种种屈辱，使他深感必须“痛自振励，起未死之人心，挽狂澜于既倒”。他毅然选择了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争取民族的解放为己任。
呕心沥血，传播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从此，他逐步地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并毕生呕心沥血，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8年1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一到北京大学，就参加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编辑部。这时的李大钊，想尽一切办法搜集和潜心研读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籍，并着手用中国人民所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宣传这些理论与实践的真谛和意义。李大钊的到来，使《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嘹亮号角和宣传马列主义的坚固阵地。
李大钊所处的时代，中国正处在西方列强的宰割和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下，社会极其黑暗。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要了解、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条件十分艰苦；在当时那种“杂草丛生、五花八门”的舆论界和思想界，要宣传和传播马列主义，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马列原着很难买到，更难得到精确的译本，李大钊就拿着字典，从日文、英文等外文丛书中翻译、学习。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李大钊写就并发表了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李大钊从辛亥革命时期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发表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史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的论着。在十几年时间里，他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著作。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用他短暂的一生和全部心血，实践了救国救民的崇高追求。
艰苦朴素，助人为乐
李大钊一生艰苦朴素。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先是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又担任了北大教授，同时他还应邀在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多所学校兼课。他的工资并不算低，仅北大的工资，每月就有120块大洋，后又增加到200多块。在当时，一个三口之家的基本生活费，有十几块大洋就够了。这样看来，李大钊原本可以过一种知名教授的优裕生活。但是，李大钊和夫人、几个孩子却节衣缩食，每月只花三五十元，其余的钱都被李大钊“挪用”了。为了接济那些贫寒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动，李大钊还常常预支工资，结果每月发薪的时候，会计科给他送来一大叠借条，扣除后薪金就所剩无几了，害得李夫人常为柴米油盐发愁。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为此深受感动，他多次劝李大钊给家里多留一些钱，免得夫人还得为生计奔波。但李大钊总是一笑了之，继续“我行我素”。无奈之下，蔡元培只好“行使职权”，关照会计科每月发薪时硬性扣下一部分钱直接交给李夫人。蔡元培说：“要不然他把钱全给了贫苦学生，李夫人就难为无米之炊了。”
在北大工作期间，李大钊一直都是租房子住。他在东城红楼（北大一院）上班，却在西城租房子，因为当时西城的房租便宜些。每天清晨上班，李大钊都是从西城步行到东城，极少乘人力车。中午他经常不回家吃饭，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办公室里，有时一张大饼，有时两个馒头或窝头，就白开水下肚。人们对他的生活归纳成十六字：“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
李大钊生活艰苦朴素，却总是慷慨助人。有一次，有个青年学生困难得没有饭吃了，可这时李大钊也十分拮据，因为这一年北洋军阀政府不给大学教员开工资，李大钊一年里也只拿了三个月的工资。李大钊未加思索，回家就让夫人把家中暂时不用的衣物送进当铺，把当来的钱都给了那个学生。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有个即将去外地工作的革命青年来李大钊家中向他告别。细心的李大钊发现这个青年的身上还穿着单衣。李大钊摸了摸他那单薄的衣衫，心生爱怜，转身去了里屋，低声和夫人商量：把那件刚刚给大儿子做的新棉衣送给这位青年。李夫人是个极慈祥厚道的人，从来都支持丈夫的行动，这次不觉稍稍犹豫了一下，因为大儿子的棉衣早就破得不能再穿了。这时，李大钊急了，说：“人家马上要去远方工作，没有棉衣怎么行呢？快拿出来吧！”就这样，这件新棉衣穿在了青年的身上，李大钊愉快地把他送上征途。
李大钊对贫苦群众总是满怀感情，尽力相帮。有一次，他乘海轮出行。船快到码头时，他听到一阵打骂声。李大钊赶忙推开围观的人群走了过去。原来，检票员正在殴打一个没有买票的穷老头子，还凶神恶煞般地抓起老头的破烂行李，就要往海里扔，并威胁说要把老头也推下海去。这个可怜的穷老头是因为生活没了着落去投奔亲戚的，他哪里拿得出钱来买票呢！他苦苦哀求，但也无济于事。李大钊没有多说，忙掏出钱来替老人家补了票，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老人家感动得千恩万谢，问李大钊的尊姓大名，他要记在心里永远不忘。李大钊安慰了他，却始终也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他这次远行本来就没带多少钱，替人家补了船票后，连买饭的钱也没有了，只好饿着肚子。上岸后就到一个朋友家借钱去了。
廉洁风范，道德楷模
李大钊一生清正廉洁、光明磊落。他在《简易生活之必要》一文中明确告诉人们：“吾人自有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朴素之生活，当珍之、惜之、宝之、贵之，断不可轻轻掷去，为家族戚友作牺牲，为浮华俗利作奴隶。”五四运动前，他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吃喝嫖赌，真是苦中苦的魔窟，把宝贵的人生，都消磨在这个中间，岂不可惜！岂不可痛！”
李大钊不仅廉洁清正，而且堪称道德楷模，无论敌友，莫不敬佩。作为一个北大教授，社会名流，却有着一个比他大6岁的农村妇女的妻子。旧时代的婚姻往往是身不由己的。李大钊10岁那年，由于家里缺少劳动力，祖父就给他完了婚。不过李大钊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从16岁进入中学读书开始，一直到学有所成，当上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教授，成为社会知名人士，这一路上都是夫人在背后默默无闻而又忘我无私地给予他支持和帮助。在夫人的资助、支持下，李大钊的整个青年时代都在求学与探索，在艰难困苦中一直坚持着他的奋斗之路。
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才华初露。这时的李大钊，世界观、人生观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他对妻子的深情感恩早已化作绵绵爱意。1918年1月，他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后，常常有很多男女知名人士到家中拜访。每当客人光临，李大钊总要把自己的妻子请出来，同客人见面，还帮妻子换衣服，扣扣子，细心地帮她拉平衣襟……李大钊的品德学识，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极大，就连同他持有敌对政见的人，也不得不称赞他：“为人又热情勇敢，有气节有操守。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李大钊，适其人也。”
诲人不倦，甘为人梯
李大钊乐于助人，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更是以其马克思主义者的情怀和行为，成为众多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启蒙者和领路人。“自学浑不倦，诲人何其勤”，是李大钊一生的写照。他利用各种机会、场合，在讲坛上、报刊上和通信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培育众多的青年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红楼，李大钊曾在这里与青年人一起度过了他人生中最有激情的青春岁月。他办公室的门对青年人永远是敞开的，所有的青年人去找他，他都很热情……很多人回忆说，李大钊的地方是思想的策源地。
李大钊为人谦和，时常有学生、朋友或党内同志来李大钊的家中居住。在李大钊的家里，客人、朋友就如同在自己家一样。在这个充满着纯朴气息的房子里，留下了于树德、邓中夏、瞿秋白、陈乔年、高君宇、罗章龙、张太雷等许多著名人物的生活足迹。
李大钊启蒙和培养了大批的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人当中，最为可书一笔的当属。1918年秋和1919年底，两次到北京，就是这两次赴京，在李大钊的热诚帮助下，成为了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杨昌济教授（杨开慧之父）领着不满25岁的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想找份工作。经过一番交谈，李大钊感觉到这位高个子青年有着不同凡响的抱负，当即同意安排他当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当然，并不是单纯为了来此谋生，他主要的目的是有机会来北大接触一些新思想，尤其是找云集北大的名流们请教。可是据他后来向斯诺回忆说，一开始“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不过，在北大的名人中，李大钊对的态度却是例外。已被大家尊称为“守常先生”的李大钊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经常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经常推荐新书，极为细致、耐心地加以指导，还专门给介绍了不少名师。1919年4月，为照顾病重的母亲回到湖南。随后，他在湖南参加了五四运动。12月底，再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已经能够和李大钊等人经常地、炽热地研究、讨论关于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著作。李大钊还热心地把那些有共同志向的有为青年引荐给，使他有幸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刚刚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些发起人如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就这样，年长四岁的李大钊就成为一生中最重要的领路人。
后来，李大钊在主持中共北方工作时期，身边汇聚着建党之初的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陈乔年、高君宇、何孟雄、陈毅等，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很大，然而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将李大钊称为中国革命导师的导师，应是当之无愧。
心系民众，服务工农
李大钊一生心系民众。作为中国最早的较为系统地向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最早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
五四运动前后，已经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开始十分关注工人和工人运动，并积极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较早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劳工阶级生活状况的一篇文章是《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发表在1919年3月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2期）。这是一篇充满着对工人阶级真情实感、饱含着对工人阶级热切期望的文章，以生动的事实，鲜明的对比，无情地揭露了资本家和包工残酷剥削的本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曾亲自到唐山进行过社会调查。后来，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在他们的老师李大钊的影响与号召下，到开滦矿区进行社会调查，并写出了《唐山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上。这篇调查报告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与黑暗，提出了改良工人待遇和组织强有力的工人团体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李大钊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有计划地在工人、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李大钊的足迹遍及长辛店、天津、唐山等工业聚集的地区。1921年元旦，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关怀下，长辛店办起了劳动补习学校。3月的一天，李大钊亲自来到这里和工人兄弟见面。那天，在一个简陋的大车间里，挤满了赶来听李大钊讲课的工人，李大钊微笑着面向大家，向大家介绍俄国工人解放的情况，讲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地位，勉励工人们要好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他形象地说：“你们工人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说着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写了个“人”字，将两个字一连就成了个“天”字。“工人的前程远大得很，将来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人就要当家做主人”。他还说：“咱们中国有四万万同胞，两万万男子，两万万女子，要并肩前进，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好的中国。”李大钊的通俗讲话给工人们很大启发，很大鼓舞，并且成为工人们的美好回忆和力量源泉。
李大钊也十分重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若不解放，就是全体国民不解放。他早在1919年写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就号召青年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的疾苦和要求。在大革命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章，对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并领导北方党组织为发动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领导北方党组织成立了北方各省的农民协会，开展了农民运动，与轰轰烈烈的南方农民革命运动相呼应和配合，成为大革命时期党领导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
乐于奉献，敢于牺牲
1920年，李大钊开始忙于组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工作。他接待来自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并介绍他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当陈独秀对新成立的党叫什么名字拿不定主意征询李大钊意见时，他回信明确地答复说：“就叫共产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更加忙碌了，他像一架永远不会停止的机器，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这一时期，李大钊一边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党、团工作，并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边多方奔走，推动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1922年，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于1924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5年5月30日，在党的领导下，群众性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随着大革命的蓬勃兴起，李大钊带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干部，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广泛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他还特别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
这时的李大钊，在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和学生中享有的声誉极高，每月也有不低的收入，完全可以过一种安逸、舒适的生活。但是，李大钊可以说已经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党、交给了革命事业。1924年底，为了更好地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由李大钊总负责。为了党的需要，李大钊辞去了几个大学的教授职位，以集中力量领导整个北方广大地区的革命斗争。他以“铁肩担道义”作为自己的座佑铭，并为之奋斗，为之牺牲。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警逮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多次审讯，李大钊浩然正气、坚贞不屈。当得知北方铁路工人为营救他计划劫狱时，他表示坚决反对：“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冒险，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损失。”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党的第一代领袖人物、人生正处于如歌年华的李大钊毅然做出了这样的抉择！4月28日下午1时，在张作霖设置于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里，李大钊昂然走上绞刑架，英勇就义。
李大钊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然而，他所播撒的真理、开创的事业以及他伟大的人格魅力，仍在我们的现实社会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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