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和平解放，历经民主改革、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一直走到本世纪初，藏族人民从一无所有的农奴到有了土地，有了民主权利，有了学识，有了新房与汽车……
脚步奔向幸福，影像记录历史。呈现在这里的一张张照片，记载了西藏近60年来发展的一步步足迹……
农奴的孩子出生后，母亲就要抱着他到农奴主那里去登记，缴纳出生税，从此这个孩子的人身就属于农奴主。
民主改革前，农奴主阶级用削腿、割舌、剜眼等种种酷刑镇压农奴。这是当时使用的一种刑具。
民主改革前，农奴每年必须为农奴主劳作，以得到足够的记工日的印数，如达不到就要受到重罚。
一无所有的奴隶得到土地
“在萨迦和拉孜各自属民中，未经正式嫁娶的达东杰布之两个妻子，亦即钦德罗之女儿，同经过正式嫁娶的郭奴达娃之妻女进行交换”。这是一份萨迦寺与拉孜县“人主”交换农奴的契约。这份契约认证的，不仅仅是几个农奴被交易的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农奴时代西藏农奴的真实地位----丝毫没有人身自由，可以像商品一样被交易。由此带来的，是农奴们可以想见的经济窘迫状态。而此时的农奴，占当时西藏总人口的95%左右。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而农奴的真正解放，则是在1959年民主改革之后。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自此和平解放。
1954年12月25日，川藏（又称康藏）公路、青藏公路同时正式通车。通车仪式在拉萨举行。群众聚集在布达拉宫前，欢迎青藏公路开到拉萨的汽车队。 新华社 供图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翻身的农奴和奴隶一举烧尽了农奴主加在他们身上的契约和债据。
翻身农奴怀着喜悦的心情积极参加选举，行使自己当家做主人的权利。
部队医疗人员到藏胞家里为孩子看病。摄影 张正模
回去建设新西藏。摄影 舒鸿钧
西藏和平解放后，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援下，西藏的经济建设蓬勃发展：
驻藏部队在拉萨城建立了当地第一个比较完备的门诊所，在最初的14天内，就医治了1365个病人。
1954年年底，康藏公路（现在的川藏公路）、青藏公路正式通车。以往从拉萨到四川成都或青海西宁往返一次，冒风雪严寒，靠人拉畜驮，艰苦跋涉需半年到1年时间;而公路通车后乘坐汽车不到1个月就可办到。为西藏人民的这种便利付出的代价是，仅在康藏线线上，就有3000多名施工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56年5月，当雄机场竣工，北京-拉萨航线试航成功。
然而，西藏部分上层分子对西藏的日益进步却并不满意，甚至是仇视这种变化。1959年3月10日，他们借口西藏军区要把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主要官员抓上飞机送往内地，煽动部分喇嘛和藏民发动了武装叛乱。达赖喇嘛与部分噶厦官员随之逃亡境外。
达赖和噶厦组织的这次不成功叛乱，让西藏的百万农奴提前获得了新生：在初步完成平叛工作后，原定在“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要进行民主改革，被提前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9年6月28日－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民主改革在西藏迅速展开。民主改革废除了生产资料的农奴主所有制，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占有的耕地无偿分给了无地的农奴。同时，民主改革也让百万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
新华社记者林田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乃东县凯松庄园的农奴们参加民主改革的情景：
1959年6月6日
下午，工作组召开全庄园农奴大会，选举农会筹委会委员。全庄园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从大庄宅四周的小土屋，从宅子底层的马棚、外院的牛舍，陆陆续续走来了，在草地上坐了一大片。谁只要看一眼这人群，就会多少懂得一点什么是农奴制度。这老少200多人，没有一个人穿一件完整的衣服，全是破烂的像麻袋样的粗毛衫裙，那上面不是补丁，就是发亮的油污。妇女和孩子们几乎没有人穿靴、鞋，全赤着脚？？就是这些人，今天破天荒第一次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人们在阳光照耀的林中草地上坐了一圈。尼玛次仁、基嘉、乌金、多吉、阿旺等（被推选出来的农会筹委会候选委员----编者注）站在圈中桌子前面，他们额上、鼻子上出了汗，眼睛放出喜悦的光采。围着他们的人把手高高举了起来，这是一些终年劳碌的手，被人支配的手，今天第一次自由地举起来，在这个庄园前面，过了第一次民主生活。
1959年6月30日
下午又到凯松庄园，这里朗生(意为“家里养的”，是家奴----编者注)都解放了，51户中除老弱残疾者外都自己安了家。一进庄宅，原来死气沉沉的景象不见了，而是一片生机。小孩子们围着栏杆在唱歌，一个木匠在做小黑板，小学准备开学。
大庄宅里安置了10家朗生，我们晚饭后到他们房子里看看，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宽宽敞敞。他们正吃糌粑。每家都有些锅锅罐罐，一袋糌粑，一袋青稞，小饭桌、镰刀、鹤咀锄等等，这都是新分得的。
最令人感动的是多吉家。多吉十来岁时，父母死了，差地被收回，庄园主的管家把差地交给了差巴（为领主支差的人，他们除了租地外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编者注）阿旺。多吉姊弟三人，分别作了不同人家的朗生，各自分散，直到这次解放才团圆了。
她们搬到一起住的第一天晚上，高兴得很。姐姐多吉说，以后小妹妹在家，放放驴子、羊子，烧烧茶，我和弟弟出去做短工。等到秋收，分了地，我们就有自己的土地了，还可买点衣服。
1959年7月29日—30日
29日晚上，农会开会，具体研究地怎么分法，后确定先分卡多地方的地。30日是分地的第一天，我去看分地。一早，农会委员和分地小组就来了，男男女女的，一大群人，穿过麦田间的小路到卡多去。
到了山下卡多村，委员们在地头开会，一个老头提出，按这里的情况，如果分8克地，就给5克好的，3克坏的（克即斗，当时一克青稞约28斤。一克地即可以撒一克种子的地，约一亩、1/15公顷----编者注）。大家都同意了，开始分。先分给谁呢？于是10来家应分土地较多的人，每人拿个石子、小刀、钥匙等作为自己记号的东西，交给委员阿旺，阿旺再把这些东西交给其他人，每人一个，告诉一个，然后叫号。
这样抽签结果，从四维巴珠开始，第二个就是次仁措姆，先分给她一块两克多的休耕地，草长得厚厚的，这是块好水地，她高兴得背着孩子跑到地边，请乌金告诉她地界，看了又看。第三个，是老婆婆索朗群宗，也先分了块好休耕地，老婆婆乐得闭不拢嘴，马上搬草坯和石头垒在地边，作记号。她说，祖祖辈辈没有地，今天有地了。老婆婆带个孩子过活，分了7克地。
76岁的格桑志玛，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接受土地所有证。摄影 马鹏万
藏民拉本爽的妻子达照吉抱着孩子看拉本爽的妹妹在帐篷前捣酥油。
联合收割机从内地运到了拉萨。摄影 何世尧
获得土地的人们有了余粮
脚下有了土地，手中有了权利，身上去了枷锁，昔日农奴的生活迅速得到了改善。1960年10月，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据统计，农奴和奴隶在民主改革中共分得土地280多万克；到1960年民主改革基本完成时，西藏全区的粮食总产量比1959年增长12.6%，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长17.7%；牲畜存栏头数1960年比1959年增长9.9%。
1965年秋季，《人民画报》记者茹遂初来到了堆龙德庆县南岗乡，记录了这里翻身农奴的丰收情景：民主改革前，这个乡的农奴分属在领主的10个庄园里，生活连牛马都不如。民主改革胜利后，他们组成了互助组，又得到了西藏农业科学院的帮助，因地制宜地推广了较为先进的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普遍的采用了新式的铁制步犁。由10户翻身农奴组成的格桑白宗互助组耕种的将近一百克地的青稞、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平均可达300斤以上。1959年时，全乡只有12户农民有余量，而到1964年，全乡262户中，就有240户有余粮。
在乃东县结巴乡,有一个由11户朗生组成的互助组，组长是一位名叫次仁拉姆的藏族妇女。1926年，次仁拉姆降生在西藏隆子县的一个牛棚里。由于父母都是农奴，所以次仁拉姆一出生就是朗生。
12岁的时候，领主要从山南的隆子县搬到乃东去，领主就把次仁拉姆的爸爸妈妈转卖给了当地的另一个领主，而要把她带到乃东去。从那以后，次仁拉姆就永远没有再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次仁拉姆在乃东县又给领主干了21年活，终于盼到了民主改革的到来。1961年，乡政府决定根据互利的原则自愿组合，把互助组重新搞起来。在自愿组织互助组的群众动员大会上，当乡长一宣布大家自愿组合时，200多户条件比较好的人很快找到了各自的互助对象，唯独把村里的11户朗生撇在一边。”因为朗生是领主家的“家奴”，他们一直是在庄园里侍候领主的，基本上不会犁田耙地，所以其他人都怕这11户不会农活的朗生给自己带来拖累。
藏族同胞办起了街头黑板报。摄影 贺晓
叛乱分子边交晋美的庄园如今成了民办小学校舍。摄影 贺晓
当雄牧场牧民的惬意生活.4年时间里，全牧区牲畜总数比1959年增加了近40%。摄影 茹遂初
罗布林卡过去是西藏地方政府、贵族或寺院的别墅和园地，现在成为劳动人民休息的乐园。
高原上开始试种各式各样的蔬菜。 摄影 田宝发
西藏的工人队伍不断扩大。 摄影 茹遂初
贫农扎西一家五口过去住在阴暗的帐篷里，平叛后他分到了房子，夫妻两人都参加了互助组。他们还买了一架留声机。
次仁拉姆后来回忆说，“能飞的都成群结对飞起来了，住马厩的人像过筛子一样给筛出来了。这些没人愿意“互助”的穷朗生看到别人都已经组织起了互助组，心里一时没有了主张。次仁拉姆此时铁下心来，决心带着这些穷朗生好好干出个样子来，让别人看看，只要努力干了，朗生们并不比别人差！就这样，西藏的第一个全部由朗生组成的互助组在乃东县诞生了。这时有些富裕户准备看他们的笑话，他们说，小鸟叫得再欢，也没有二两肉，穷朗生们连“土巴”（糌粑面和野菜煮的糊糊）也不会煮熟，还能办起互助组？而次仁拉姆则鼓励大家说：“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羊毛也能捆住狮子；别看兔子腿短，一样可以翻山！”
这些过去农奴主的家奴们在次仁拉姆的带动下，比别人起得早，睡得晚，不懂农活，他们就在别人干活的时候，偷偷地去看、去学，然后再教给互助组的其他人。次仁拉姆带着朗生互助组率先种植以前只能种给达赖吃的优良青稞品种，并带领大家挖渠筑堤。
朗生互助组的努力很快取得了回报。过去，乃东的每克地粮食产量只有大约100多斤，一年下来这11户朗生组成的互助组平均每克地产粮300多斤，不仅能够自给，而且有了余粮。他们又用卖余粮的钱，买了更多的牲畜，每个人都配备了农具。
农业发展的同时，西藏工业开始起步，第一个水泥厂、皮革厂、毛纺厂相继成立，藏民中开始出现了第一代工人。
吃饱肚子的藏族人民开始追求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选。很多昔日的农奴们不会写字，便在候选人背后放一个木碗，大家往里面投豆子，豆子最多的当选。 1965年，基层选举基本完成，这一年的9月，西藏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西藏自治区宣布成立。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前，拉萨大桥通车。 摄影 茹遂初
西藏翻身农奴在前进。乃东县结巴乡十一户翻身农奴做出了榜样。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西藏第一个互助组。开垦荒地，准备明年生产更多的粮食。
藏族人民有一些本民族的传统节日，其中最主要的是藏历年。拉萨市民在冲赛康广场观看传统藏剧《朗莎姑娘》。 摄影 顾绶康
藏族飞行学员红晓的妈妈泽旺志玛和爸爸旺堆解放前都是受苦受难的农奴。解放初期，旺堆主动给解放军剿匪部队带路，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红晓（右一）向妈妈谈自己学习飞行的情况。
吃饱饭的孩子免费上学
民主改革完成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西藏基础教育大发展的时期。到1965年西藏各地有公办民办小学共1800多所，在校学生有6.6万多人；有普通中学4所，师范学校1所；还有民族院校1所，这就是西藏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是西藏的第一所大学，设有藏语文、师范、卫生、畜牧兽医等专业。到1975年7月16日，在内地师资力量的援助下，西藏第一所师范学院正式成立。
夏季的藏北草原赛马会上的小读者。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前，西藏的传统教育比较落后，普及面也很小，教育形式主要是三种，第一种是寺庙教育；第二种是官办教育；第三种是私塾教育。其中最主要的是寺庙教育，教师是寺庙喇嘛，主要的教学内容是宗教经？？1952年拉萨小学成立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这是西藏地方诞生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 强俄巴·多吉欧珠曾在西藏噶厦政府担任副官，1959年后一直从事西藏的教育工作，他对西藏教育的发展可谓是如数家珍。
从1985年开始，中央政府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西藏农牧民子女实行的“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为主的“三包”政策，到2006年底，平均每个农牧民的孩子都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年人均1100元“三包”费用。
9岁的阿琼，便是“三包政策”的受益者。她告别了父亲母亲，离开了藏北草原的帐篷，来到了离家100公里以外的那曲镇。在那里的小学里，她的吃住等方面的费用将由政府承担下来。在那里，由国家提供的语文课本用的是藏语，老师教学说的是藏语，而汉语只是补充。
在发展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同时，西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被很好地保护和传承下来。1979年，在前20年保护、研究的基础上，中国成立了保护《格萨尔王传》的专门机构。《格萨尔王传》是一部起源于藏区的史诗，其篇幅比世界著名史诗《荷马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大，被誉为“世界最长史诗”。目前，中国还有100多位能传唱它的艺人，《格萨尔王传》也因此成为了难得的“活史诗”。
年近90岁高龄的桑珠是格萨尔王说唱艺人中年龄最大的。从 1984 年开始，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对老人的说唱进行录音，目前已经录音超过2000小时，整理出版书籍30部。由于桑珠在格萨尔说唱艺术上的特殊贡献，现在政府每月为他发放生活补贴和护理费，说唱故事还可以领取录制费和稿费等。
在屋顶打“阿嘎”的藏族妇女。阿嘎是一种用碎石和粘土混合的建筑材料，经反复拍打夯实后，平滑牢固如同水泥。 摄影 孙振华
雪顿节是藏族的传统节日之一。在藏语里，“雪”是洁白的酸奶子，“顿”是宴会，名为“酸奶宴会”。雪顿节表演藏戏的女演员。 摄影 金耀文 刘文敏
藏北高原，物资交流会上。 摄影 陈宗烈
一对藏族青年的婚礼。 摄影 李拴德 余鹏飞
西藏当雄县草原上的喷灌设施。 摄影 才龙
五屯藏画
富裕的牧民开上汽车
“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在一个长时期内对集体、个体生产者免征税收”？？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给西藏制定的特殊政策。借着改革开放的机遇，西藏人民的生活也有了质的飞跃。
80年代的拉萨街头，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特色商店。进进出出的，除了本地人，也开始有了来自内地的游客和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人。江孜城里，过去喜欢找个绿荫下席地而坐、吃喝自带食物的人们也时兴走进饭馆，边看电视边点上一桌饭菜。
在山南农村，农民开始把自己的新房扩大到两层，传统的藏式建筑风格加上高耸的电视天线，格外引人注目。农家小院里，除了农具和圈养的黄牛外，许多人家里还添置了拖拉机。
经济发展了，与外界的联系就开始增多，很多藏民看中了这个机会，开始经营运输业。1984年第6期的《人民画报》记录了这样一个事情：“西藏自治区林芝县久巴公社社员多吉，买了一辆解放牌汽车，专门从事运输业，仅8个月时间营业额达16915元？？去年以来，这个县有22户社员购买汽车，经营运输业务。”
强巴遵珠，拉萨旅游商店老板眼里的西藏“鞋王”----拉萨旅游纪念用品藏靴中，有60％出自强巴遵珠的工厂中。他的发展，正是依赖了80年代西藏兴起的旅游业。
1960年2月，强巴遵珠加入了一个鞋业互助组，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藏靴这一行当。1985年，他成为拉萨一家制鞋厂的厂长。当时，他所在的区里还有另外两家制鞋厂，但是和强巴遵珠的厂子一样，大家的生产都不怎么景气。怎么办？强巴遵珠敏锐地发现了拉萨街头越来越多的游客，这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市场，“开发旅游纪念品”成为强巴遵珠的目标。
于是，强巴遵珠请来了藏靴制作大师，安排年轻骨干跟老师傅学习，将藏族传统的制鞋技术继承和发扬下去。同时，他还针对旅游市场，特意研发出了一种袖珍花藏靴，受到了旅客的热烈欢迎。强巴遵珠藏靴厂也获得了大发展，固定资产由不足18万元增加到近千万元（包括他斥资兴建的一所福利学校）。
藏北高原，牧民在迁居旅途中。摄影 陈志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妇产科育婴室。 摄影 徐讯
江孜素有“藏毯故乡”之称，生产卡垫和藏毯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产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高原的主人珍爱家园
凝聚藏族人民的，是以藏文、藏传佛教为载体的藏族文化，而孕育这种文化的，则是雪域高原独特的山川风貌、人文气质。经历了千百年的传承，面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传承文化、保护环境”成为西藏一项首要任务。
在西藏数以万计的宗教建筑中，高踞拉萨市内红山上的布达拉宫以傲视一切的雄姿昭示着它作为西藏象征的地位。然而，经过千年的岁月侵蚀，布达拉宫显露出老态，有些柱子由于虫蛀水浸而腐烂，曾经色彩斑斓的壁画也因风吹雨淋而逐渐暗淡。
1989年10月11日，重修布达拉宫的工程开工。1990年8月，始建于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的布达拉宫，历史上第一次在白宫的外墙上搭起了高高的脚手架，对布达拉宫的维修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中央政府划拨了4000万元布达拉宫修缮专款；一批手艺精湛的工匠从西藏各地陆续赶来，其中有曾经参与布达拉宫新宫修建的70多岁的老工匠；作为一个没有图纸的历史建筑，整个工程70多个项目按照宗教界的意见统统设计了“修旧如旧”的计划；从北京林业科学院来的5名技术人员在拉萨河南岸搭建起一座小型木材防腐厂，利用先进的技术，专门对要更换上的木材做防腐防蛀处理？？
目前，布达拉宫正在进行二期维修工程,截至2008年4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近1.5亿元。
当保护布达拉宫的工程大规模展开时，在它的西南方，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下，另一种形式的保护同样正在进行中。
中国科学院李渤生研究员曾50多次赴青藏高原考察、6次徙步考察雅鲁藏布大峡谷、并于1998年率雅鲁藏布大峡谷科考队完成了人类史上大峡谷的首次穿越。作为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成立的参与者，他在1992年的《人民画报》上曾这样描述保护区成立的紧迫：这块世界上少有的净土、传说中的香格里拉正在受到人类活动越来越严重的损害；抛弃的垃圾在不断增长；森林火灾使一些山岭焦黄？？
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的成立，使得这一切有了转变。1989年3月，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宣告成立。1994年，这里又被批准为国家级保护区。这一年，李渤生教授再次描述了珠峰环境的状况：
为保护南翼湿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停建了穿越核心区的卡达-陈塘公路，对区内森林的采伐进行了严格控制，基本制止了向区外提供的商品木材的生产。为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特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长尾叶猴、藏野驴和黑颈鹤等，保护区管理人员深入到区内各个乡镇广泛宣传国家有关自然保护的法令。
各种野生动物都得到了良好保护，现在保护区内快要绝迹的藏野驴已恢复到300头以上的较大种群，分别活动在佩枯错滨湖平原和宗噶草滩，旅游者在草原上可以很容易观看到自由嬉戏的藏野驴群。在广阔的草原上藏原羚数量也不断增加，在去珠峰路上的帕卓草滩，可以看到它们在悠闲地吃草。在喜马拉雅北翼山地，岩羊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冬天岩羊常到绒布寺附近觅食，人们可在相距10米之处给岩羊拍照，它们并不思逃逸？？
总之，随着珠峰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保护计划的实施，保护区将逐步变为一个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生物多样性公园，在这里人类为与自然生灵共存共荣，使原来被人类整治得异常单调的世界逐步恢复其自然面貌，步入保护区就像步入天然的野生动物园一样，四处可见野生动物玩耍嬉戏，环耳萦绕鸟语虫鸣。雪域将再现香格里拉人与自然众生灵共乐的祥和景象。
这是西藏自治区本地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如今，越来越多由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高素质藏族干部成为西藏社会发展的“推动器”。
西藏墨脱县德兴乡门巴族姑娘白玛拉姆在晾晒稻谷。
撒风马。 摄影 魏黎耕
牦牛素称“高原之舟”，骑着牦牛过河可不是什么新鲜事。 摄影 阿努
雪域的人民创造新世纪
“（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藏是走进去的，六七十年代是滚进去的（青藏、川藏公路修通，可以做汽车进藏），然后八十年代以后是飞进去的（从北京、成都等地飞往拉萨的航线日益增多），现在可以躺着进去（坐青藏铁路列车的卧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朱晓明这样总结西藏与外界交通的变化。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这将注定成为载入西藏发展史册的一件大事。
西藏当雄县藏族群众在观看火车驶过。 摄影 觉果
换好灯泡，一开灯，整个客厅顿时亮堂起来。 摄影 杨同贺
摄影 大卫·诺伊斯（美国） 普布扎西 王蕾 觉果 李建泉
藏北草原是中国五大牧场之一，西藏草原环境治理工程一定程度上繁荣了畜牧业。这是入夜时分的牧场场景。 摄影 扎西次登
展佛 摄影 李建泉
欢腾 摄影 魏黎耕
1989年，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新馆建成后把一批珍藏的经版印成经书，赠送给蜇蚌寺。 摄影 土登
青藏铁路使各类西藏特产在全国打开了销路。仅在铁路开通的头一年，就有44000吨西藏产品乘火车进入全国市场，其中包括机农产品、藏饰、藏药、藏香、牦牛肉、青稞啤酒和来自海拔5100米的高原矿泉水。而进藏货物，则达26万吨。
火车进来了，高原上的野生动物并没有远去。依赖西藏、青海、新疆等地自然保护站工作人员的努力，凭借青藏铁路建设之初特意设计的33处绿色通道，人们发现铁路对藏羚羊的影响并没有像部分人最初想象得那么严重。根据林业部门用18年时间编制的《西藏藏羚羊生物生态学研究报告》报告显示：西藏的藏羚羊数量已达15万只，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两倍。而2008年4月17日英国《自然》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动物学家们监测的2592只藏羚羊的迁徙活动中，98.17%的藏羚羊从预留的野生动物通道中穿过。这说明藏羚羊已经基本适应了青藏铁路的动物通道。
与青藏铁路的通车同样将载入史册的，是同样在2006年开始启动的安居工程。该工程以民房改造和扶贫搬迁为重点，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农牧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西藏农牧民的居住环境。吉隆县孔木村便是这项工程的得益者。
孔木村位于日喀则到吉隆县的公路边，在希夏帮玛峰对面、佩古湖旁的岩石下。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原边境村庄，全村几十户都集中在岩石和湖面之间很有限的空间内。湖面与岩石间只有大约2亩的面积，中间却挤着40来户村民，每户平均占地不到40平米。户与户墙墙相连，房屋低矮，屋内光线暗淡，保暖性也差。由于观念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孔木村村民“保持”着祖宗们的生活方式，老人们在太阳直射的村头看管幼小的孩子，男的放牧打柴，女的料理家务，生活比较艰难。
“安居工程”政策开始实施后，孔木村被纳入首批搬迁计划。工作人员前往孔木村进行初步调查时刚好是严冬，雪还在下。海拔将近4500米的高原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儿是路，哪儿是山。汽车在佩古湖旁缓缓行驶，熟睡在雪窝里的孔木村终于出现在眼前。此时情景让人不由地想起了后藏地区广为流传的一首民歌：“上为高不可攀的岩石，下为深不可测的江水，江水岩石之间，姑娘为谁而留？”
工作人员在离湖面2公里外一个叫“楚”的地方划拨了40户村民搬迁所需的10000平米土地，详细规划了相关的建房图纸。随之，人畜饮水、通电及建材等相继到位。国家的补助资金也按计划顺利到位。
2006年9月，孔木村的40户陆续搬进了新房，每家每户都用上了自来水、太阳能。孔木村结束了千年用水靠人背，用油灯来照明的历史。
在西藏“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这样规划了西藏人民的未来生活：力争西藏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3%，到2010年西藏人均GDP与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进入全国中等行列。
雪域高原的天更蓝、水更清，以藏族为主体的各族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安康----这是新世纪西藏的美丽蓝图。（撰文/王磊 段崴 编辑/王麒 王磊 唐涛 段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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