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革”被误解为老百姓整当权派
当时虽然否定文革是一个共识，但是否定文革的具体表述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立场导向的，基本上就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来否定文革。他们认为文革是该否定的，但是否定方式是集中的讲文革中的老百姓整当权派的那些东西，一切坏事都是造反派做的，造反派做的最大的坏事就是整了当权派，这种否定讲多了以后，就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
因为现在的老百姓对现在的当权派也有很多看法，按照这种解释，就把文革解释成为了一个老百姓反对当权派的十年史。假如这么描写文革的话，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文革有好感，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现在很多人就说需要有造反派来教训教训他们。
而且那个时候的否定文革又制造了一种说法叫做–毛泽东支持造反派，邓小平上台以后才搞掉了造反派。如果这样一讲，当然结果更是这样–当权派坏，我们要喜欢造反派，而造反派又是毛主席支持的，那么我们当然就拥护毛，实际很多人是这个逻辑。
后来当局其实也感到不对了，所以到了90年代以后，彻底否定文革的话就不怎么讲了，因为他们也觉得讲来讲去效果是越讲越糟糕。他们站在当权派立场上搞否定文革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又不准站在老百姓立场上反思文革的那些东西出现，久而久之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忘记了，即使记住的也只记住了官方宣传的80年代的所谓造反派迫害当权派的那一套说法。这套说法放在现在，反而增加了当权者的风险。
所以到了现在，它自己想让大家忘记这个事，但是讲真话它又不愿意，又严禁。因此关于文革的记忆大量存在的都是毛左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文革就是造反派整当权派。
2.有人误将“文革”理解为民主实践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文革，存在很多种说法，一个常见的命题就是，认为文革是一场民主实践。
支持者认为，文革中，以学生们为首，大鸣大放大字报，公开表达自己意见，并对官僚阶层发起冲击；这些活动是自发形成的，表达了多数民众的意志，因此，文革本身是民主的。这个命题的迷惑性就在于，把多数人参与的性质和民主的概念相混淆。
民主，按照字面意思看，的确包含着多数统治的意思（democracy，rulebymajority)，但是这绝非民主的唯一特征；如果仅把民主理解为多数统治，那么，我们可以追问，纳粹屠杀犹太人，这是民主实践吗？美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种族歧视制度，这是民主实践吗？
3.有人误将“文革”理解为反腐败的途径
怀念文革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认为那个时代社会公平公正公开，也不象今天腐败横行，更激动人心的是可以随便将官僚打倒批臭，让官员每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然而要解决官僚集团的腐败问题，要解决严重的贫富差异问题，要解决社会不公司法不公等等问题，这种狂风暴雨般的运动手段看似过瘾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最终的结局只是又一批无法无天的人取代现在的权贵利益集团，再一次演绎中国历史上已经演绎过无数次的改朝换代。
4.外界被虚假的“文革”生活迷惑
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人数猛增。然而，外界要了解“文革”期间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不容易。当时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在海外颇有影响，当年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从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可看出外界是如何“了解”当时的中国的。
承担这次这个特殊“政治任务”的，是当时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由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北京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才选定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才最后确定。
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正如作者所说，“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
另外，当时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紧张，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不过，“《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
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了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一百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三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2002年第7期）
“文革”时生活的“多姿多彩”、商品的“琳琅满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平心而论，很难要求这些“他者”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因为那时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使外来者很难获悉真情。
5.国外研究者将“文革”解读为“文化启蒙”
在以文革早期作为时间背景进行讨论的时候，林伟然先生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的内涵从思想到政治的过渡和转变，指出“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从思想意识形态战线转移到政治战线是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第一步”；“人们不再认为阶级斗争如他们在旧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所认识的，主要是精神道德上的自我修养。相反，人民被要求以真正的政治观点去看待阶级斗争。因而，在人民的心目中阶级斗争从一种抽象的观念变成了一种有形的实体，从过去、现在到将来，从看不见到看得见。这种变化大大地强化了当时的政治气氛。”
面对当时这样全民政治、生活政治化的极端压抑的社会环境，林伟然先生竟仍坚持认为文革起到的是“文化启蒙”的作用，更认为“毛泽东思想适应并成为了最有效的精神工具，引导着中国人民进入了
一个思想意识形态的新解放”。很明显，这种所谓的“解放”只能是虚假和虚幻的：歌唱“从来没有救世主”，而言行又必遵毛主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解放？
此外，林伟然先生将文革后的一系列民主运动与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思想进行联系，认为在思想上这些运动与文革是一脉相承的，由此证明文革中阶级斗争理论与行为的启蒙性。显然这种推证方式是不妥的，立论基础也过于书面化和想象化。
他还说：“那些试图肯定文化大革命重要性的人，则从这场运动中发现了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这一部分人所要肯定的，是文化大革命反官僚政治的方面，因而，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支持了新的阶级斗争理论。”
我们在论著中遗憾地看到，林伟然先生总是过于简单和理想化地认为支持和反对文革完全基于某种革命理论，甚至将文革这场运动的失败原因和“意义”完全归结于革命理论的接受和发展程度，而将目光和思维有意地从一些重大而具体的历史现实和基本常识上游移开来。
结语——还原真相才能防止悲剧再来
要破除一些人对“文革”美梦的怀念，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就必须还原“文革”历史的真相。
通过公开历史档案、允许学术自由研究、记录当事人口述历史的方式探讨“文革”形成的整个过程，反思“文革”的深刻历史教训，揭露“文革”中形成的极权主义与个人崇拜现象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根源，通过教育的方式使青年人获得真实的、而非扭曲的历史观，通过建立“文革”文物展示、博物馆、纪念日或人物、公共论坛和刊物等记忆符号的方式重塑中国人对“文革”的集体记忆。
此外，建立一套符合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自由的国家制度，打破阶层间固化的利益格局，保障公民平等的基本权利，也是防范“文革”思维蔓延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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