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1日是第29个世界无烟日，也适逢被称为“史上最严禁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简称条例）实施一周年。
从统计数据对比来看，过去的一年禁烟成果显著。2014年北京市成人烟草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6%的现在吸烟者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戒烟，2016年5月，一项针对5100名北京市民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有戒烟意愿者增加了34.8%。
北京实施“最严禁烟令”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司长毛群安说：“北京作为首善之区，给全国作出了榜样，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他还表示，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明显感觉到公共场所吸烟现象减少了，“尤其是医疗卫生机构、餐饮店、候车厅等场所的无烟环境大大改善，较好地保护了我们这些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人的健康。”
但就在5月31日当天，据参与条例起草讨论的专家介绍，条例草案的最新版本，已将“全面禁烟”修改为“选择性禁烟”，出现了“餐厅、酒吧、咖啡厅、茶楼、歌舞厅、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可以设吸烟区”等条款。
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陇德认为：从“全面禁烟”到“选择性禁烟”的变化，相当于国家控烟立法开了“倒车”，“没想到倒退这么厉害。”
世卫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也表示：“现在正是紧急关头，让无辜和受害群体暴露在致命的二手烟环境中是不被接受的，必须停止这一切。中国需要一部严厉的100%全面禁烟的控烟立法——仅此而已。”
“选择性禁烟”是否就意味着开倒车？急切铿锵的言辞让人体会到禁烟倡导者的焦躁情绪，然而不能单从这些人及其群体的角度去考量现实问题，烟民、烟草公司都应该提供声音和维度。
禁烟和禁酒一样，在很多国家都能找到范例，但都无法做到全面和彻底，中国禁烟立法危机背后其实有着一定的文化诉求。
吸烟有害健康是不争的事实，这里也不意欲为吸烟平反。但对烟民亚文化的讨论和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正是这种亚文化才是支撑吸烟行为的基石，也是禁烟法令难以全面推行的症结所在。
烟民对香烟的依赖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生理依赖和心理依赖。生理依赖不在讨论范畴，心理依赖的形成才是“七寸”。
就吸烟初始动机而言，一般产生自吸烟者对香烟文化的误读、媒介和周围人群的误导、以及盲从心理的作用。
“误读”集中表现在未成年人认为吸烟能够提升自身的“成熟”和受“关注”程度。“误导”则是“误读”的延伸，在这里，受众误以为通过吸烟可以实现自我与荧幕幻象的对接。盲从心理大多出于被动，在中国，绝大多数男性都生活在抽烟的社会环境中，烟民们形成了一种松散的自组织群体，不抽烟的个体会被自动边缘化。
香烟无形中成了维持“公共关系”的纽带。在中国清代，古人“往往以烟枪敬客，恬不为怪”。物资短缺时期，“敬烟”成了底层民众沟通情感，增进友谊的重要手段，也成了他们与“上层人物”拉近心理距离的桥梁，高档香烟和名牌手表一样可以作为“身份象征”，只是成本要低得多。
由此可见大众消费的不是香烟本身，而是香烟所代表的等级符号，烟民若被这种符号裹挟，心理上产生依赖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烟民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有统计显示：“男性烟民占男性人口的28.5%，女性烟民仅占女性人口的3.1%。”尽管近年来国内的女性烟民比例有所上升，但这一比例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女性抽烟并不得到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可，这导致大多数女性拒绝吸烟。由此可见文化对控制吸烟的强大影响力。
单纯通过立法来实现全面禁烟是不现实的，通过文化手段进行引导应该被重视，并长期持续贯彻下去。
禁烟令需要与经济现状相适应，中国的禁烟立法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现状，毕竟烟草业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行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解决就业人口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禁烟令的制定和实施，不应该急于求成，过于“情怀化”和“理想化”可能会辜负了好的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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