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的论坛上，有关“中国民粹主义”的内容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陶文昭发表了他的观点，描述了当今中国民粹主义的几大特点。
文章认为民粹中的主体是下层民众（图源：新华社）
他认为，中国民粹主义的民粹以“民”为精粹。“民”，是指下层民众，而不是广义上的包括各个阶层的人民。“粹”，就是精华。在价值上，以下层为典范；在利益上，以下层为旨归。
民粹的“三仇”：仇官、仇富、仇专家社会是立体的，总是由上中下各阶层组成的。下层的对立面，就是上层。无论什么社会，上层都是那些权力拥有者、财富拥有者、知识拥有者，即官员、富豪、专家。这些人自然成为民粹的靶子，在网络时代更是这样。
专家是被民粹指摘最多的。一方面，柿子找软的捏。知识虽然也是权威，但与权力和财富比，是最弱的一个。是骂了之后，遭到报复可能性最小的一个。专家善于写和说，正所谓言多必失，说的多的人被骂的自然也多。
官员、富豪也是民粹非议的主要对象。在传统媒体上，政府官员以领导的身份出现，但互联网的出现让这些人平民化，而且消息更具流通性，一些“不干净”的官员屡被互联网追击。此外，富豪也处境不佳，许多网民怀疑他们财富来源的合法性，指责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等。
民粹的“两求”：求民生、求民权反对与诉求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民粹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反对，但它们也有自己的诉求。
这个诉求首先是民生方面的。哲人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民粹的立足点是平民的利益。民粹主义兴盛之时，必定是平民利益失衡之时。
如今，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显得有些夸张。社会分化历来是民粹主义的土壤，这些年来，有些群体在改蒙受了巨大的牺牲，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感到社会不公、利益相对受损。不平则鸣，不公则争。仇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希望自己富有，而实现的方式就是劫贫济富，在分配、社保方面维护底层的利益。
这个诉求也是民权的。社会不仅是财富的不平等，也是政治权利和话语权的不平等。民粹有经济诉求，也有权利诉求。众所周知，中下层民主意识的启蒙和发育的时期，往往是民粹最容易爆发时期。在民主发育还不成熟之时，民粹相伴着民主，几乎是所有国家的一种宿命。
民粹的“两过”：过均、过急社会下层有更多、更平等的权利，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从这个角度，民粹的诉求似乎没错。然而，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过和不及都是不对的，过犹不及。民粹的诉求在于“过”，脱离时代的过均和过急。
过均是指平等性方面。“均贫富”自古以来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似乎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源自下层的革命或政权，当然将之作为合法性的基础。即使社会上层的统治者，也要不时拿出这个口号平息民怨。然而，社会公平总是历史性的。民粹“过均”的诉求过于理想化，脱离了现实基础，要么不能实现，要么出现扭曲的诉求。
过急是指速度，总想一下子达到既定的目标。社会发展是持续的、缓慢的，社会改变也是持续的、缓慢的。在常态化的社会中，过急的要求总是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动和撕裂。零和还是双赢？欲速则不达，社会进步的理想是帕累托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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