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根据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以及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提出了“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时过半年，肖林教授的力作《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持续增长》（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5）面世了。有人怀疑，这本洋洋洒洒30万字的专著会不会是应景之作？笔者开始也有这样的疑虑，但通读全书后，不难发现，这是积作者数年之研究的学术成果。可以说，肖林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大纲，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之前，就已经初步形成。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供给经济学》，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持续增长”作为主线，放到宏观经济学、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框架与背景中，沿着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逻辑，展开厚实、通透的阐述。下面是我读完这本书后形成的几点体会，就教于作者和同行。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一、问题导向前提下的理论建构
《新供给经济学》是一部问题导向的著作，但作者试图完成的任务是重大的理论建构。肖林在书的“前言”中写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思想，是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观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从内涵、理论和方法来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或供给经济学所提出的改革，也不同于结构主义经济学思想所提出的改革，而是基于当今中国发展阶段对中国改革实践的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本书研究提出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和逻辑分析方法，并据此理论和方法提出破解中国经济发展困境的战略路径。这是我们对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一次开拓性探索，也是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构建系统化理论框架的一次学术尝试。”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体制和发展的双重转型，基于中国经验事实的经济学研究，将为全人类贡献新的知识，发现新的规律。如此这般的经济学研究，是且只能是问题导向与科学方法的有效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座谈会上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肖林的这部著作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理论创新的一个典范。
二、供给经济学与需求经济学的比较
需求和供给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同时构成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主线。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到需求创造供给的凯恩斯定律，经济学围绕这条主线论战了几十年，还将继续争论下去。据此，肖林将主要的经济理论学派分别置于需求经济学和供给经济学，并进行了理论的比较。
肖林认为，需求经济学的核心是“三驾马车”理论。需求经济学的代表作或里程碑，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有效需求不足是其最重要的发现，构成其理论的基点。然而，凯恩斯理论关注的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短期问题，其政策主张集中在衰退和萧条时期。到上个世纪50-70年代，凯恩斯的弟子和其他经济学家开始向长期充分就业和稳定增长方向拓展。他们把维持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的政策重点放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个需求侧的管理上，进而形成“三驾马车”理论。
供给经济学的核心则是“四要素”理论。肖林梳理了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增长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特别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后，新增长经济学在加强了对技术要素的研究，并将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毁灭性创新也纳入这个框架，使得供给经济学的“四要素”理论及其相应的政策主张逐渐聚焦到技术创新领域，进而与需求经济学所强调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
经济活动的实践表明，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是强调在经济波动出现异常时，政府干预的必要；供给经济学则关注在一般情形下，作为要素集合体的企业，特别是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看出，在需求与供给这条主线的背后，论辩的核心问题是市场和政府、市场和企业，乃至企业和政府间的复杂关系。
三、全球及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中的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的，“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 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新供给经济学》用了两章的篇幅，从全球视角讨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产生和发展，并对其相关政策及绩效进行了评价。同样用了两章的篇幅，对中国新常态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形势与风险，以及改革的理论与方法，做了详尽的研究和分析。这四个章节的安排体现了作者的别具匠心，其必要性不言而喻。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自身结构性矛盾的双重影响，主要经济体陆续出现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财政负担过重，收支难以平衡；生产效率降低，结构调整缓慢等重大瓶颈，长期使用的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的政策措施陷入了困境。到了70年代末，以撒切尔、里根和科尔执政为契机，强调市场与自由竞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接踵而至，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资本与劳动、总量与结构等五大关系进行重新调整。应当承认，这些方面的改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同时聚焦经济和社会两个领域，出台系统性的政策和措施，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目标，形成了结构性优势，为主要经济体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强调市场和自由竞争的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产生了负面效果，肖林将其归纳为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分化”特征日益明显，六个“扩大”现象较为显著，它们是，国际收支逆差扩大，国际贸易摩擦扩大，公共债务规模扩大，区域发展差距扩大，金融市场波动扩大，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因此，肖林提醒道，现阶段，中国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辩证吸收主要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和教训，防止重蹈覆辙。
中国经济在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后，一方面，内生因素和外部环境都已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传统的增长方式也积累了诸多结构性矛盾。据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优化和创新驱动是新常态的三个基本特点。尽管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转变与过渡是必然的过程，但也面临着许多风险和困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唯有加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矫正扭曲的要素配置，提高供给创新的能力，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对形势和风险进行了充分分析的基础上，肖林提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环境背景，因而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内涵特征、理论方法、实施路径和推进重点。对这四个方面，肖林均做了详尽的阐释，展开了新常态引领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进路。
四、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共同驱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与内生变量即要素新供给有关，也受到外生变量——制度、结构和政策因素的重要影响。沿着这两个方面，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也是本书的一个创新。
有关内生变量的研究，肖林重点关注了全要素生产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到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源泉，再到制约全要素配置效率的主要问题，做了学理性与政策性结合的分析，进而提出了一系列的相关的改革建议。对于劳动、资本、技术和土地要素供给中的具体问题，如人口红利、资本市场改革、技术创新系统构建和土地要素集约化，都分别做了专题性的研究和阐述。
肖林指出，长期以来，在主流经济学中忽略了制度与结构因素的存在，经济增长被视为一个投入产出过程，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资源配置自动趋于优化，从而实现产出不断增长与整体福利的改善。但是，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经济学与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基于后发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验事实的研究，制度和结构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本书特别强调，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体制和制度长期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以及由“计划”形成的价格扭曲所产生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因此，有助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结构和政策成为重要变量而不能忽视。中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为此，需要在加快要素升级的同时，全面加大制度供给和结构供给力度，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针对制约增长的突出问题制定有效政策，优化政策供给。
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转换增长动力
肖林指出：“对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分析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积累了比较突出的体制性、素质性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表象背后，是原有增长动力衰减，新的增长动力还未形成。基于这个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未来一个时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主线，是完全正确的主动选择。无论在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还是在现实的经济运行和发展中，总供给主要是一个中长期增长动力的问题，是供给创新的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中长期增长动力和创新驱动的问题。
笔者综合《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一个概括：供给侧动力也是“三驾马车”：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问题在于，我国在新常态下的动力转换还存在着一系列体制性、制度性障碍，它们在制约着供给侧动力的实现，致使原创性技术和核心技术缺乏，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质量不高，创业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缺失，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制度、体制和政策环境（如上，这些因素在本书中称为“外生变量”），都要有助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这三个动力得到有效地激发和维护，以保证它们切实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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