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是我最喜欢的英国作家之一。他的《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Ending）于2011年获得布克奖后，大家就企盼着他的下一部小说。今年1月，《时代的噪音》（The Noise of Time）出版。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是封面上的那张木刻。打电话并写邮件给巴恩斯的经纪人希望采访他，很快得到的是那惯用字眼的回答：“巴恩斯先生的采访已经排满了，他没有时间再接受新的采访。”
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
《时代的噪音》书封
其实，我认识巴恩斯的一位极好的朋友，请他介绍认识，但巴友一口拒绝：“如果我介绍，或把他的联系方法给你，他绝对与我断交。你最好还是继续和他的经纪人联系，不要放弃。”于是，只得又回去打扰经纪人，这次换了方法，我写了一封长信，加上两份《上海书评》，请经纪人把信转交到巴恩斯手中。根据我的经验，作家要比经纪人更好说话。
果然，一周后，收到回信，巴恩斯同意采访！4月一个雨后的下午，我来到坐落在伦敦Soho区一条小街上的United Agents。在门房签名时，我看到巴恩斯已经早我十分钟到了，他的签名规整，字很小。走过满是书架的走廊、嘈杂的开放式办公空间、空荡窄小的会议室，巴恩斯在一间有门有窗的办公室里等我，这间老式的办公室，如同一间书房，到处都堆着文稿和书。巴恩斯已经在沙发前安排了一张椅子，握手之后，他说：“我坐沙发，你坐老板椅，可以么？”他如我想象的那般瘦高，一丝不乱的褐发，浅蓝色的眼睛，柔和的声音，穿着一件白衬衫，深蓝色的毛线背心，有点男校学生的打扮，也是典型的北伦敦知识分子。
坐定之后，我说他有一位铁哥们，他听到名字后哈哈大笑，点头称是。我取出译林出版社托我带来的他的五种中译本，他高兴地翻阅着，说外国版权都归另一家公司管，他从来就没看到过中译本样书。他赞扬这些书出得很stylish，翻到最后一页时，兴奋地说：“哇，这里还有英文书名，中英文对照的。”我告诉他，出版社希望能有一张他与书的合影，他说当然可以，并建议先把照片拍掉。他把书放在沙发扶手上，并把其中一本竖起来，用手扶着，说：“这样大家都能看清书名，确实是我的作品。”
采访开始，我知道我的许多问题可能已有别人问过多次，但是巴恩斯听过每个问题后，都会稍作思考，然后才会回答，仿佛是第一次听到这些问题一样。让人觉得，他这一个小时，是认认真真地给了你这个采访者的。
小说的缘起、英雄及懦夫
凯蒂：
《时代的噪音》的主角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这本书描写了他生命中的三个重要关头，并由此写了他的一生。此书也是关于政治压力和艺术创作的思考。您怎么会选择他作为您布克奖之后第一部小说的主角？您是否已经对他关注很久？
巴恩斯：
我是学语言出身的，法语是我的第一外语，俄语是第二外语，我在中学时就学过，后来到牛津也学过。我一直对肖斯塔科维奇很感兴趣。我第一次听到他的音乐是五十年前，他的《第五交响曲》，我买了一张黑胶唱片，现在我还有这张唱片。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听他的音乐。但总的来说，我对作曲家或艺术家的生活没太大兴趣，我感兴趣的一直是作家。1979年，一本题为《见证》的书出版，此书是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伏尔科夫整理的肖氏回忆录。这本书确实充满争议，特别是它的真实程度。但我认为书中的肖斯塔科维奇还是有很大的真实性的。这时，我才意识到肖斯塔科维奇不仅仅是音乐，肖氏这个案例更值得研究。
凯蒂：
您是那时候就想过要写他么？
巴恩斯：
当然没有，我读《见证》时，我的第一本小说还没出呢，《伦敦郊区》（Metroland）是1980年出版的。我根本没想到有一天肖斯塔科维奇会成为我的小说的主角。大约几年前，我才想到要写他。他对苏联艺术家生活的描述，他那种悲观的情绪，让我痴迷，也让我感动。但我又一直觉得很难写他，因为我虽然喜欢音乐，但我并不很懂音乐，我没有专业知识。所以，一直拖到三年前，我才开始写，而且一开始写得很不顺手，我犯了不少错误，无法继续下去，就把这本书搁了下来，九个月后重新开始，文思才畅通起来，慢慢摸索出写作此书的方法。
凯蒂：
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很有争议的作曲家，有人说他的作品是为前苏联唱赞歌，也有人说他是现代主义的大师。您的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在电梯旁”、“在飞机上”、“在轿车里”，分别描述了肖斯塔科维奇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时间段。这个结构是很自然地出现在您笔下的么？
巴恩斯：
这个结构的形成很不容易，它的出现完全是偶然。一开始，我根本没有结构，所以写得很不顺。停了九个月，我才重新提笔。我一直知道，他站在电梯口等着被逮捕的那个场景，一定是这本书的开始，也是这本书的中心。后来得知他对闰年很迷信，我又发现，虽然他是1937年站在电梯口等着被逮捕的，但事情的起因是1936年，斯大林去看他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演出，中途退场，以及《真理报》发表的《混乱代替音乐》的社论，他被当局招去审问，加上许多音乐家、艺术家在那个时代莫名其妙地消失，所以，他断定自己要被逮捕。他不想让妻子和不到一岁的女儿看到他被抓，所以，他每天晚上都拎着箱子在电梯口抽着烟，等人来抓他。十二年后，1949年，他去纽约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宣读苏联当局为他准备好的讲稿，像机器人一样当了政府的传声筒，并公开批判他所崇拜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还被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尼古拉·纳博科夫百般质问，极受羞辱。事情的起因是1948年，斯大林亲自给他打的那个电话。我意识到这两件事恰恰相隔十二年，我就想，如果1960年他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就好了。一翻资料，他那年加入了共产党！这真是天赐良机。所以，这本小说的结构是暗含在肖斯塔科维奇的生活里的，只是等待着我去发现而已。
凯蒂：
肖斯塔科维奇生活在斯大林的强权高压政治下，早年被压制，晚年却受到了重视。有人把他与索尔仁尼琴比，认为索氏是英雄，而肖氏则是懦夫。您这本书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英雄、懦弱及尊严的关系。记得今年1月，您在《卫报》上有一篇文章，您写道：“我的英雄是一个懦夫，确切地说，他自认为是一个懦夫。更确切地说，他所处的境况，让他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懦夫。你或我，如果处在他的境遇里，也会成为一个懦夫。”您能解释一下么？
巴恩斯：
《时代的噪音》确实是在探索强权和艺术的关系：当强权政治在支配你生活的一切时，你是否会与强权做一笔交易？在放弃掉一些自由的同时，保住另一些可以创作的自由？谁会向恺撒屈服？这个恺撒如此贪婪，你究竟会屈服到什么程度，屈服的代价又是什么？向权势屈服之后，艺术家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尊严？
我在《卫报》上的那篇文章是在此书出版之时写的，我想向读者解释我笔下的英雄和懦夫。有时候，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并不一定是真英雄。是否在强权下选择当英雄，你必须要权衡所有的利害关系。在斯大林的苏联，如果你选择当英雄，你不仅不可能再继续创作，而且你将被处决，你的家人、朋友、和你有关联的人都将受到牵连，被关进监狱或被处决。你的“英雄行为”会伤害到很多你所爱的人，你的孩子会被带走，会被当局养成一个你不希望他变成的人，那样的情况下，你想当“英雄”是相当愚蠢的，当懦夫才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用“英雄”或“懦夫”这些词的，英雄如果变成了一种虚荣，以你的亲友的牺牲为代价，那怎么还能叫英雄呢？
凯蒂：
如果您处在那种境遇中，会成为懦夫么？
巴恩斯：
我肯定会选择当懦夫的。而且，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说，我一向对懦夫更感兴趣。怯懦和软弱比勇气和力量要更有意思、更让人深思、更有故事。例如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因为海明威的阳刚形象，所以，许多人都以为他更擅长写英雄，其实，他描写起失败、软弱、恐惧来，比他写勇气和成功要写得更好。
我们这些从小在英国长大的人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从来就不需要面对这样的选择，政府从来没有干涉过作家究竟写什么、艺术家音乐家究竟创作什么。英国这一千多年来没有被别国侵占过，或至少说，没有被别国成功地侵占过，也没有过强权政治，所以，我们很幸运，不用在做英雄还是做懦夫之间进行选择。
有时候，作家会写他们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过的痛苦生活，可能也是庆幸自己不用去过那种生活吧。就像我捐钱给公益事业，有的当然是我很关心的公益组织，有的则出于一种“我捐了钱，这些疾病等可以离我远些”的想法。当然，在写作过程中，作家需要设身处地想象别人的生活，写肖斯塔科维奇，我一直感觉到自己非常幸运，我不需要进行他的选择，不需要像他那样，既要当艺术家，又要当政治家。
凯蒂：
能不能说，这本书中，您是让肖斯塔科维奇借着您的笔说话，例如，您写道：“有些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你，支持过你，但同时，他们也对你失望。他们没有办法把握苏联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在这里，说真话的人是活不下去的。他们想当然地自以为很了解当权者的门路，相信如果他们处在你的地位，一定会和当权者斗争，他们要求你也这样。换言之，他们要你的血。”
巴恩斯：
肖斯塔科维奇没有选择流亡国外，这本身就需要勇气。斯特拉文斯基在美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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