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丰二年（1979年），中国抓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机遇，依靠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分工，抢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之前发展加工出口轻工业输入美元赚取外汇，以“计划性自由经济”调整经济结构，实质改进国民生活，实现均富，国内生产毛额年成长平均13%，国民的人均所得接近2,000美元，经济总量超越英法而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就中华奇迹，大国复兴崛起，万国竞相来朝，国民见多识广，外交也不再仰人鼻息……
香港市民维园烛光悼念六四27周年
香港作家陈冠中先生目今没有身在香港，而笔者此刻却在香江遐想他的历史架空《建丰二年——新中国乌有史》的场景。虚幻的想象往往是现实的“倒影”，经历香港六四27周年的情绪亢奋后，人们是否会有一种时空交错之感：在建丰二年的复杂“盛世”想象中，同样也会今天对中共治下的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或悲或喜。
翻阅新闻，一边是借六四之名的中国命运“再思考”，而另一边厢习近平正在为“中国速度”的象征高铁摇旗呐喊，也在钓鱼台国宾馆周旋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折冲樽俎”。
事实上，令笔者最多感想的并非国民党、共产党还是第三条道路下的中国在大国竞逐的势力消长想象，而是现实中每每与擦肩而过的青年学生攀谈之后，竟然发现自己总是“无言以对”。对，正是这种“无言以对，如鲠在喉”的感觉最是令人难受。
从北京来香港的X先生，不满30岁，已经抱定移民主意。当被问及六四、问及未来的中国大陆的前途，他态度极其坚定而悲观，似乎未来的中国已然“无可救药”，类似建设民主中国不知道出路在哪儿。他或可代表一个“放弃”的群体，虽然情感上无法割舍，但是恐怕难以成为为中国未来寻找出路的那个群体。
来自内地现在香港大学读技术工师博士的X小姐看起来家境不错。她的态度亦相当明确，六四民主“先烈”的牺牲值得同情，但那是在特定历史下环境使然的必然因果。她亦很现实地指出，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不应拘泥于六四，更重要是珍惜现在，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她不愿纠结历史之是非，仅希望“为祖国为人民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这恐怕是当今大陆青年最为“积极用世”的回答，没有之一。无论是“逃避”还是“历史虚无”，总之在此人群中，历史只是历史，不会完全投射到现实世界中，“活在当下最重要”。
而在港大读生物的内地研究生周小姐的内心似乎相当矛盾。她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内地教育体系下，可能会有刻板印象，尽管同情六四学生，但“很理解昨天和今天中共的行为”。她总是在回答类似问题时流露出一种难以理性解释的意味，可以看出这是她出于本能的反应，于是不得不三番五次用“很难说”来回应。
很显然，无论信息如何匮乏，其实内地从来从来都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闭塞。然而，恰恰是在此背景下，所有的答案似乎都是不言自明无须争议的定论，这恐怕又是一种值得忧虑的倾向。
而与此同时，今年的香港六四纪念从表面上看被青涩一代的崛起所打破。27年后的今年，六四难以避免地陷入被重新解构的命运。香港青年希望从历史与现实中寻找新的契合点，借助六四寻找自己港人的身份认同，而不是从国家的成长壮大中。相反，此政治实体的成长壮大反倒成为一种呈现“泰山压顶”之势的心理威慑，在香港青年的心里投下浓浓的阴影，激起更多叛逆期的浪花。这究竟是为什么？是杞人忧天的迫害妄想还是对内地傲慢的不屑一顾，耻与为伍？
香港青年也许的确需要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焦虑问题，从“鼓动学民思潮”到“退出支联会”需要不断地去否定别人和自我否定这种激烈的形式来完成。一名毕业的港大当地青年一直在强调“茶杯里的风暴”——中港民间的对立情绪。其对立面的想象让笔者仅能以不解之外亦感到其情可悯来形容。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这又重新让人想起了早前的“帝吧出征”攻占台湾青年Facebook阵地的解释，如果双方连交流的欲望都没有，恐怕是最可怕的。所以，争吵并不可怕，挣扎于自己的焦躁也不可怕，重要的是、彼此之间“年少轻狂”的自我决绝，这是中国当下最可焦虑的一切矛盾所在。所谓未来世界的主宰，究竟是要经历风雨的。当然，当下究竟会在未来的主宰者身上打下怎样的烙印、多深的烙印，那也只有等待现实验证了。
其实，一名同事还有提到，如今逢中必反绝非香港少数群体的本能，而是在相当范围中。这使得问题更为严峻起来。重要的是，中国或者说中共官方应该意识到，当对方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化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政治和意识形态化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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