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莱士竟然指着作为一个大国主席的江泽民说，“你是独裁者！”。此时，外交部的翻译都不敢翻译了，江泽民坦然说道，“没有关系，你尽管翻，我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反驳说“你说我是独裁者，可笑，那是你对中国的了解太少，表述也太天方夜谭了”。江泽民心里明白，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也绝不是一个独裁国家。
2000年9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图源：AFP/VCG）
独家采访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外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或记者屈指可数，而他先后采访过两位：邓小平、江泽民。他采访过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单更是长长的一串，多达数十位，至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位电视台的记者采访过比他多的世界领袖和各界名人，他也几乎成为采访领袖人物的“专业户”。他的采访节目常常呈现出“无冕之王”和“国家首脑”的“交锋”和“对峙”，成为人们喜欢看的节目。他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电视杂志节目的著名主持人、资深记者麦克·华莱士先生（Mike Wallace）。
昨天星期日CBS公司宣布，麦克·华莱士先生前一天（周六，2012年4月7日）病逝，享年93岁，走完了他60多年的电视记者生涯。
我和华莱士认识并结为朋友是在1999年年初。一天，我办公室的电话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你好，我是麦克·华莱士，CBSNews 60Minutes的记者”。我一惊，有点不敢相信，这位大名鼎鼎的记者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嘿，是你吗，华莱士先生？！你好啊？”我答到。他接着说，“我听说只有你能帮助我实现我的一个愿望，你是否可以来我办公室见面谈谈？”虽说不曾谋过面，我还是应声答应了。
……
最初知道华莱士的名字和CBS《60分钟》电视节目，还是在读国际新闻专业研究生的时候，那时也不过是从美国的报刊杂志看到，或者从外国新闻界名记者和报纸编辑来学校访问搞讲座时听说的。1983年，华莱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采访了邓小平，中央电视台做了新闻报道，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华莱士的画面。之后，当时机关里很重要消息来源的内部读物，即被称为大参考的《参考资料》，全文刊登了华莱士采访邓小平的谈话。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方面是邓小平对任何问题，不管国际还是中国的事情，从容作答、没有套话和大话、一幅自信和稳操局面的气势，另一方面采访的记者，提问尖锐直接、与大人物平起平坐、毫不客气。那是第一次从他的完整的采访报道的文字里，看到了华莱士这个人及其风格。
80年度中期来美国任职，只要周日晚上没有其它活动安排，我总会观看这个电视杂志节目，从《60分钟》播出的许多对美国和各国领导人的采访和对名人的采访节目，还有深度的新闻调查，是了解世界大事和美国社会的很好途径。而《60分钟》节目从1968年开播以来，在美国三大电视台的节目中一直是收视率最高的，曾经几年一直排名第一。
……
带着以上这些回顾，我到了曼哈顿西57街CBS总部及《60分钟》节目组所在的办公大楼。见了面，才知道，华莱士一直想采访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此前为此怎么联系都未果。
他对我讲述了多年前采访邓小平的经历，希望有机会采访每一任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我说，“邓小平对你好像很客气，他的烟瘾很大，采访开始，他还问你是否可以吸烟。”他说，“是的。他是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他改变了中国。”我说，“你采访他时，他座位前有个痰盂，你是否感到新鲜？”他没有想到我还知道这些细节，显的很高兴，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这时我才得知，上次他采访邓小平，协助联系和担任他“顾问”的是曾经担任过中国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文革中先是“造反派”后又蒙冤“锒铛入狱”的美国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李敦白也是个传奇人物，他1944年－1979年一直在中国，曾经在延安工作过，不仅是屈指可数、也是第一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文革开始时，他曾经也是个活跃人物，后来被“定性”为“外国间谍”和“5.16分子”，在中国的监狱里待过近10年。文革后改革开放，李敦白获得“平反”，而后移民回到了美国。
华莱士是在“走投无路”时从他朋友那里打听到了我，立即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华莱士请我担任他的顾问，为采访江泽民主席充当策划和与中国方面联系的代表和协调人。我一开始并没有把握一定能安排如此高规格的一个电视采访，但还是欣然应允，答应尽力试试。
经过一番努力、曲折和困惑，2000年夏天，我终于得到了通知，江泽民主席亲自批准接受华莱士来华电视采访的请求，由国务院新闻办具体操办，安排在2000年8月到北戴河进行。华莱士为此大为兴奋，对我说“You did something impossible.（你办成了不可能做到的事）“。
此时，我也逐步开始感觉到他出了名的“tough（强硬）”开始表现出来。中国的主管方面要求他事先提供采访拟提的问题清单，并按照商议的问题提问，而华莱士以不符合美国新闻采访惯例、不是他的做法为由，只提供一个采访计划设想和对场地的要求，还有摄制组成员名单和简历，别的都不同意提供。为此，直到华莱士率CBS的摄制人员到了北戴河，与中方的谈判还没有达成最后结果。
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是赵启正，他是一个很开明且懂美国的官员。他在与华莱士会谈2次后，在采访前一天，直接向江泽民主席报告了华莱士采访的安排准备情况，提到CBS拒绝提供问题清单。江泽民听后，说“不需要他事先提什么问题清单，你告诉他华莱士，他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尽管问！”。赵启正向华莱士通报了江的表态，让华莱士一行大为惊喜。华莱士对几次与赵主任的接触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称赞赵启正的智慧和开明，说他是个“very smart guy（非常精明的人）”。
8月15日下午，在北戴河，华莱士开始了长达3个多小时对江泽民的电视采访。这是中国领导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北戴河接受外国记者的电视采访。
之前的一天，华莱士把自己关在宾馆的屋里大半天，继续研究他对第二天采访江泽民提问的预案和读有关江泽民的资料。来中国之前，他读了几本有关江泽民和中国的书籍和材料，找了几位美国的中国问题的“学者”和“专家”了解情况，也不时向我“请教”在读书和“研究”当中遇到的问题。这和他死后这几天美国媒体报道说，他每次采访前都要“认真做功课”、做大量“研究、准备”的评价是一致的。
电视采访开始，江泽民主席与华莱士在北戴河的大院里边走边聊，然后进入大会议室的聚光灯下，开始了对谈。
采访过程中江泽民显的很轻松，也很潇洒，中、英文不时交替使用。林肯著名的《盖帝斯堡演讲》，江泽民可以用英文倒背如流。华莱士请江泽民为美国人民背诵一段，于是江泽民朗朗背来：“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anewnation，conceivedin Liberty，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are created equal.…that this nation，underGod，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华莱士对这段采访录像很欣赏，在后来《60分钟》节目正式播出时，尽管把三个多小时的采访（含翻译时间）剪接压缩到了30多分钟，这段特地保留了。也正是林肯的这段话，套出了华莱士问江泽民：“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理念，为什么在中国做不到，让人民自由选举？”。江反驳说，林肯的理念在美国也没有完全实现，仍然是美国领导人现时的目标（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美国人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写的《江泽民传》中也收录和记载了此段）。
很快，华莱士急迫地转入了他要发问的一个一个“tough question（尖锐的问题）”。话题涉及中国对美国及其国际作用的看法、中美关系、美军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中国是否涉足美国“政治献金”、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私有化、“六·四”风波和上海“学潮”、中国人权问题、“民主自由和选举”、“李文和‘间谍’案”、江泽民的个人风格（“绵里藏针”）、台湾问题等等。而几乎在每一个话题上，双方不是“唇强舌战”，就是“理不相让”，华莱士的发问就象发动战斗的攻势，一波接着一波。江泽民也有一次抓住机会反问华莱士一个问题，华莱士挡驾说到，“我还是不回答为好，是我采访你。”惹出一阵笑声。
其间，华莱士竟然指着作为一个大国主席的江泽民说，“你是独裁者！”。此时，外交部的翻译都不敢翻译了，江泽民坦然说道，“没有关系，你尽管翻，我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反驳说“你说我是独裁者，可笑，那是你对中国的了解太少，表述也太天方夜谭了”。江泽民心里明白，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也绝不是一个独裁国家。
采访和对答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采访2个小时左右时到了预定时间，主管部门的领导过来要求CBS摄制组告知华莱士到时间了，结束采访。而江泽民此时兴头不衰，摆摆手制止了工作人员，说“继续采访，让他问个够！”。
会议大厅里除了CBS摄制组一行人员外，还有一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的官员和工作人员。说实在的，随着采访提问的继续，气氛显的越来越紧张。我相信，此次采访参与安排的人员在现场几乎都屏住了呼吸，谁都没有见过新闻记者对一国领袖如此“挑战”和“无视”。一场“无冕之王”与“一国首脑”的交锋，正在“精彩呈现”。
这样的场面如果放在美国，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几乎出现在华莱士每次采访领袖人物和名人的时候，包括他采访美国总统也一样。他采访过的美国总统包括杜鲁门、肯尼迪、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和克林顿等。采访里根总统时，他说里根的竞选班子里没有黑人，有种族主义的嫌疑，恼怒了第一夫人南希。
1979年在伊朗“美国人质”事件期间，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接受了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华莱士按穆斯林习俗与霍梅尼一起盘腿席地而坐、他问霍梅尼“埃及总统萨达特说你是个‘疯子’，你怎么想？”，翻译为“疯子”一词与他“斟酌，他说”就是‘疯子’这个词“，霍梅尼身边的助手们当时愤怒地要停止他继续采访，而霍梅尼很“淡定”，以他“预见有一天萨达特会被人暗杀”给予了回应。
他最后采访的外国领导人是俄罗斯时任总统普京。华莱士与普京为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展开了辩论，他很不客气地对普京说，“This is not a real democracy，come on！（得了吧，这不是真正的民主！）”。他一个接一个带有批评和强硬的问题，恼怒了普京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企图终止他的采访。但普京也很“淡定”，回应他说，“我是总统，我决定怎么做”。
华莱士是一个难缠的记者，咄咄逼人。CBS公司的总裁和CEO Leslie Moonves在为华莱士去世发布的声明中说，“华莱士不仅仅是采访人，也是在审问人、在做盘问对质、有时对被采访人甚至象剔骨头那样……”，“但是，他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做出的杰出贡献是难于衡量的，他的存在就是电视业中的一个力量。”
恐怕也正因为华莱士如此独特的采访风格，“无冕之王”与“一国首脑”的“平起平坐”和“打嘴仗”，让领袖“坐热板凳”，甚至把他“逼到墙角”，让华莱士的采访节目很有看头，难怪CBS《60分钟》节目多少年来收视率排名一直领先。
各国领袖也明知他是个“刺头”，很难对付，但似乎反而没有因此而拒绝接受他的采访。因为通过他的节目，可以让更多的美国人看到和听到作为一国领导人对问题的态度和看法。我想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江泽民会欣然接受华莱士的采访，他希望美国人听听中国的声音。而华莱士也喜欢用这个说辞，去请求获得外国领导人批准接受他的采访。
采访结束后，江泽民与我们一行人员合了影，然后宴请了华莱士。赵启正、唐家璇（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时任驻美大使）出席陪同。席间，江泽民海阔天空地与华莱士“大侃”，还兴奋地与华莱士一起唱了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这是华莱士与外国领导人在采访后一起最放松的一次经历，他说“江泽民是我的朋友”。而江泽民似乎也不嫌华莱士在采访中的“无礼”、“尖锐”和咄咄逼人，体现出了一个大国领袖的“大度”。几年后，江泽民在一次“教训”香港记者时又提起这次华莱士对他的采访，说象华莱士那样老练得多的记者，他一样“谈笑风生”，泰然处之。
2000年9月初即北戴河采访结束2周后，在江泽民来美国参加联合国千禧年世界首脑会议前夕，CBS播出了华莱士对江泽民的采访节目，取得了很高的收视率。身在华盛顿白宫的克林顿总统也完整收看了，据说许多华盛顿的国会议员和政府高官也都收看了。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开大会的会场，当克林顿见到江泽民时，克林顿说，“我看了华莱士对您的采访节目，他多刻薄啊！（He is some an！）”，以这一节目为话题，开始了与江泽民的寒暄。
节目播出2天后，美国CSPAN电视台专门为此节目电视连线采访了华莱士和他的助手及制片人安德森先生，并请观众打电话进现场向华莱士提有关采访江泽民情况的问题。有观众打来电话赞扬华莱士的节目的，也有对他对一个大国领导人表现“粗鲁”（You are so rude towards a country’s President.）表示批评的。华莱士说到，“江泽民很有魅力，我采访过许多世界领袖，对他们我其实也是敬佩的（admired）。”
他既报道和采访别人，也被别人报道和采访。为了自己制作的节目占有播出时间，他在《60分钟》内也与别人争夺。为某些新闻报道，他用过一些“非常手段”而受到广泛批评。而在一些重要新闻和议题的处理上，也曾经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和事情，为此，以他的故事拍过一部电影《知情人（TheInsider）》，讲的是他报道有关美国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隐瞒香烟尼古丁的欺骗行为和阴谋，以及CBS公司内发生的故事，以及他的处理手法。据说以他的故事拍过不止一部电影。我冒然和华莱士聊过《知情人》这部电影，他似乎很不喜欢。他为自己的评价是：“既尖锐也公平（toug hand fair）”。
他采访和报道的风格和“特色”，为他迎来的不仅仅是赞扬或者批评，也为他引来了诸多的麻烦，特别是官司。最有名的官司是因为他主持播出的《越南骗局（Vietnam Deception）》系列报道，美军驻越南的总司令威斯特莫兰将军把华莱士告上了法庭。这一公司打了多年，据说CBS公司为此耗费了1，200万美元的律师和诉讼费用，官司没有一个最终结局。没完没了和枯燥的出庭，华莱士得了抑郁症，几乎耗费了身心。直到几年前，他在88岁退休时接受同事采访播出的节目中首次坦诚，他当时因此几乎想用安眠药“自杀”，这又成了关于他的一大新闻。
2001年小布什总统上台后不久，发生了中、美军机在南海撞机的事件，那时“9.11”还没有发生，美中关系出现了极大危机，气氛很不对。华莱士又给我打来电话，说非常担心事态的发展，想再次请江泽民主席通过他的《60分钟》节目和他的专题采访，向美国人民发表他的看法和解决办法。我说，你不久前刚刚采访过江，想再次见他，中国政府批准的可能性不大。他说，“那你看看能否联系一下中国驻美国大使杨洁篪，我想为此采访他，或者和他见面谈谈。”我说，那好办一些，但建议还是不做电视采访为好。我联系好了大使馆，几天后和他一起专程从纽约去华盛顿拜访了杨洁篪大使，谈了个把小时。
作为一个名记者，尤其是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华莱士走到那里都会很快被人认出来，美国人都爱走过来和他打招呼和握手。我几次同他在纽约街上或者酒店大堂，甚至在北京停留长城饭店遇到美国人时，他都和明星一样，老受到“打扰”。对此，我问他是什么感觉。他说烦恼，但我看他也很喜欢，尤其喜欢在采访拍摄的聚光灯下。我想，名人效应都这样吧。
2006年华莱士在88岁高龄时宣布退休不再主持节目了，但此后在2007年和2008年还是“出山”分别又做了3次新闻。2007年采访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他最后一次采访世界领袖。最后一次是在90岁生日过后，他采访了因吸毒丑闻缠身、闹的沸沸扬扬的球星Roger Clemens。到此，他闪烁的电视记者生涯，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最近几天美国各个媒体和华莱士的同事朋友们是这样评价他的：
“麦克·华莱士的同义词就是‘尖锐的问题’（tough questions）。”
“他的声誉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据说在英文中最吓人的字眼就是‘麦克·华莱士来了！’”。
“他直接了当。”
“他就是要找到事实，这就是他的动机所在。”
“他为电视新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是个传奇，永远都是。”
“他塑造了电视新闻。”
他的同事Bob Schieffer则是这样说的：“绝不会再有一个象他那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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