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就“学与孝：或学人共同体与孝悌共同体——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在张力”为题进行了讲演。澎湃新闻记者 徐萧 图
6月7日，作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60周年院（系）庆系列讲演者之一，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以“学与孝：或学人共同体与孝悌共同体——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在张力”为题进行了讲演。
甘阳认为，今日人们对儒学产生的一些困惑，原因在于对于儒学的理解多是基于宋明儒学，因此有必要直接回到孔子的世界。而在孔子的世界里，存在着学人共同体和孝悌共同体的区别，简而言之即是士人（读书人、精英）和庶民（普通百姓），这两个共同体所学习的内容有着本质差别，后者即是孝悌等基本人伦规范，只需要去遵行，而不必问为何，因为理解这些规范的所以产生和运作逻辑是学人共同体的范畴。
“一个基本的人伦社会、伦理社会、政治社会秩序，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能够遵守基本社会规范的基础上。”在甘阳看来，如果人人都以精英自居，试图参与基本社会秩序的生产、运作和调整，那么就会不断发生动乱。
讲儒学会带来巨大的道德负担
作为一名教师，从教书的角度去考虑，甘阳觉得，儒学对于教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尽管曾想过要开一门儒学课，但是他最终还是不敢讲，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道德君子。
“我猜想，对于讲儒学的人来说，都会有一种道德包袱。儒家的道德要求这么高，今天绝大多数讲儒学的老师做不到。那怎么办？如果学生听到你讲儒学，提出很高的道德规范，但是发现老师不怎么样，那就会毁三观。”
甘阳说自己不是对任何人的映射，这个感觉主要是从这里面体现的中西思想的巨大分野来考虑的。因为在他看来，讲任何西方的文本或学术，一般不会有这么大的道德负担，并不要求讲者做一个道德上的好人。
“我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讲《伊利亚特》，开头就讲阿喀琉斯之怒，造成了阿开亚人尸横遍野。学生无法代入，我就说你倒换一下，就是说甘阳一怒，成千上万中国人尸横遍野，这是什么人啊，这就是个坏人。所以讲《伊利亚特》并不需要讲的人道德修养很高，有点智商就可以。”
“但是讲儒家就不行，如果自己不是道德君子，那你怎么讲儒家？”这个问题让甘阳感到困扰。而在实践上，他也确实看到这种情况，学生从老师身上看到的言行不一，儒家道德讲得很好，但是自己并没有做到。
先秦时代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点
甘阳对儒家的另一个困扰是在理论上，他感觉儒学太和谐了，太圆融了，什么矛盾只要静心、穷天理就会解决。
“比如我今天想讲的，学与孝有没有矛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儒家的东西学得越多，读书越多，人变得越坏了，难道还少吗？”
之所以会产生这些困扰，在甘阳看来，这和我们接触比较多的是宋明儒学及以后的儒学有关。宋明儒学和孔子儒学有着巨大的差异，所以他就希望先绕过宋明儒学，直接回到《论语》也即是孔子的世界。
甘阳表示，自己丝毫没有贬低宋明儒学的意思，只是说它和孔子儒学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但是他比较强烈地否定所谓的“发展说”，也不认为从孔子儒学到宋明儒学意味着大的“发展”。
他指出，发展观是西方哲学的观念，而他则看到儒学在汉唐的鲜活性，并不是如宋明儒家所言，这1500年里儒学完全不存在。
相比于发展观，甘阳相信轴心文明时代（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点，而后逐步下降。“大家可以想见，先秦时代要为人类划定一个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那可能是真的需‘圣人境界’。”甘阳说。
儒家的基本关怀是消除“犯上作乱”
甘阳认为，《论语》的开篇具有统摄地位。
“学而时习之”作为《论语》的开篇，甘阳认为，是具有统摄地位的。这里面的“学”一般是作为抽象和普世的“学”来理解的，但是在孔子的语境下，这个“学”是有主体的。
甘阳援引朱熹的解释，认为这里“学”的主体并不是指所有人，而是指“士”，也即是说读书人或者未来的士大夫，扩大而言就是学人共同体。
除了学人共同体，在《论语》的世界里，还存在另一个共同体，即孝悌共同体。《论语·学而》第二篇就是谈这个问题，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儒家之所以重视孝悌，不仅仅是基于亲情，最根本的原因是培养孝悌这个道德指标，不会产生“好犯上”、“好作乱”者。
“儒家最基本的问题，或者说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初步的人伦秩序、政治秩序，其根本问题在于如何能够消除‘犯上作乱’，不太夸张地讲，这就是孔子的中心关切。”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正是说明消除犯上作乱是儒家的基本考虑。儒家对于人伦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安排之所以可能，是在于在合理地程度上能够控制犯上和作乱。
学人共同体和孝悌共同体是孔子哲学世界两个重要的分野。前者是以五伦中的“朋友”为基础，而后者则是基于血缘、地缘形成的。
曾经有西方学者在比较了奥德赛漂洋过海和《论语》“父母在，不远游”后，得出中西文明的差异在于西方人勇于探索远方而中国人则是固守本土的结论。甘阳觉得这是连《论语》第一句话都没有理解，“有朋自远方来”的“远方”对应的正是不考虑血缘、地缘的学人共同体。
宋明儒学消解了学与孝的区别，并影响到“文革”
甘阳之所以关心学人共同体和孝悌共同体的分野，在于他看到自宋明儒学到今天，社会上“想当然地假定读书人的最高道德理想是关照天下人天下事”，但在他看来，这并不是孔子或《论语》展示的世界。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在于宋明儒学（不算朱熹）模糊了学人共同体和孝悌共同体的分野，甚至消解了二者的区别。一个原因就是经过佛学的洗礼，佛家所谓的“众生平等”观念已经俨然成为宋明儒学的前提。
比如，孔子讲“中人以上可以语下，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但是程颐和王阳明都公然反对孔子的说法，一个认为上智和下愚可以移，凡人和士人之间的差异比较模糊，一个更甚，认为只要能“致良知”则就和“圣人”没有区别。
在王阳明那里，凡人和圣人只存在“分两”的差别。
在孔子那里，凡人和圣人有质的差别，而到了王阳明那里，凡人和圣人只存在“分两”的差别，也就是量的多少而已，进而“人皆可以为尧舜”。
孔子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圣人，更是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没有人是圣人，但是王阳明则看到“满街都是圣人”。
“阳明的思想影响到了毛主席以及‘文革’的发生。‘文革’并不是对恶追求的结果，恰恰是太高的理想主义追求，对人性的理解太高所导致。毛主席说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从阳明身上来的，还有‘文革’的口号‘灵魂深处闹革命’完全也是宋明儒学。”甘阳认为，这里隐含着对人性的期待非常之高，人性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而完全摆脱掉具体世界的束缚。
“宋明儒学致力于追求一个超时间超历史超政治超文化的先验道德世界，在这个先验道德世界中，现实政治世界几乎消失了，而《论语》展示的现实政治世界中的尊卑贵贱高低，在先验道德世界中都可以得到统一和同一。反过来，从宋明儒学的先验道德世界看，具体历史事件和文化传承没有任何意义。”
社会能够安顿需要普通人遵循规范
孔子面向的始终是一个历史文化世界，并不是先验道德世界。宋明儒学虽然深化了儒学的先验智慧，但同时也大大窄化了儒学，比如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孔门四科窄化为德行一项。
所以对于孔子来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其中的“好学”绝不是指道德内向之学，而是面向整个历史文化世界的，大概就是《礼记》中所言的“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
学人共同体学的内容，也就是《论语》首句“学”的内容正是儒学传统里所谓的“大学”，而不是孝悌共同体所学的“小学”。
甘阳认为，朱熹对二者的区别剖析地非常明白，他说“小学”学的是“事”，像事父、事君、事兄等事，只是教人依照这些规矩去做，并不需要明白为什么，而大学则学的是理解这些规矩的道理，为什么产生这些规矩。
在孔子的世界里，孝悌共同体只需要学“小学”，这样就可以达到消除犯上作乱的目的，而学人共同体通过学包含了“小学”的“大学”，同样也达到了消除犯上作乱的目的，即所谓“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
在此基础上，对于长期存在争论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的理解，甘阳认为，孔子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保护普通百姓不会偏离基本的规范。在甘阳看来，普通人行孝悌就是在维护普通人的日常道德世界，而反对通过触及更高的先验道德世界来颠覆孝悌共同体。
“所以一味地走向先验道德世界充满着巨大危险。也就是说，宋明儒学对普通人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的同时，可能彻底颠覆普通人的日常道德生活和日常规范实践。”也即是说，在甘阳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孝悌共同体，只是强调学人共同体，普通人都以士人、学人、圣人、精英自居，就会走向一个“犯上作乱”，也即是挑战秩序的心态。
“一个基本的人伦社会、伦理社会、政治社会秩序，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能够遵守基本社会规范的基础上，否则就是不断的动乱。这是我的一个关切，也是我想表达的主要问题。”甘阳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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