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回京后的第一天去办公室，不由得一愣：办公大楼楼道的墙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一个个题目赫然而刺眼，不是“炮轰张爱萍”就是“火烧张爱萍”，或者是“狠批”、“批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在“张爱萍”三个字上都用红笔打上了叉。张爱萍开始是感到意外，后来想想，觉得也不足为怪。凭自己的性格和对某些头儿们的看法，迟早会整到自己头上来的。晚来不如早来。想到这里，倒也坦然、轻松了起来。索性先睹为快吧！大字报还真多！从一门到三门，从一层到六楼，整个大楼里墙上贴的都是对着他一个人的。后来有人统计了一下，说有五万多张。大字报给张爱萍列举了“十大罪状”。
中共开国上将张爱萍1955年授衔照（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傲霜十年重“文革”挨整之谜
问君此生曾虚度？
十五走上革命路。
风云变幻漫妖雾，
冲天怒，
梦怀青萍天涯逐。
铁牢狱火锻钢筋，
枪林弹雨不停步。
无媚骨，
自揣年华未虚度。
——张爱萍《莫停步》
张爱萍对批判彭、罗、陆、杨越听越困惑，越听越反感，忍不住说了些心里话，结果马上被人告状。陈毅哈哈大笑，说：看来你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的人。“文革”中，批判他的大字报有五万多张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紧张进行，正在酝酿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
总参在京西宾馆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批判彭、罗、陆、杨。当时总参的某领导传达中央五月会议精神，同时批判彭真插手军队、妄图搞乱军队，以达到篡党夺权之目的的罪行，一副义愤填膺、声色俱厉的样子。
向来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张爱萍越听越困惑，越听越反感：你以前不是千方百计地靠拢彭真、亲近彭真吗？还多次称赞人家德高望重，怎么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坏了？想着想着，他不由得向邻座的邱会作等人悄声说道：说好就好得很，说坏就坏得很，现在说坏就那么坏？人家又不管军队工作，可过去军队里的许多事为什么向他汇报？还不是自己硬往人家那里挤！去年国庆节还请彭真吃狗肉呢！……坐在他旁边的邱会作等人也随声附和着。
会后不久的一天，张爱萍应召到陈毅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陈毅开门见山：“是总理让我找你来谈个事儿，他一会儿就到。”
张爱萍说：“看样子事关重大，还要你们两位一起给我谈。”
陈毅说：“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但你张爱萍身上无小事。”接着就问他知道不知道彭、罗、陆、杨的事儿。
张爱萍告诉他前几天听了传达，并把当时的不满和议论又说了一遍。
陈毅听后哈哈大笑，说：“你呀，还没等审问，就先招了。看来你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的人。”
张爱萍如堕五里雾中，问：“这是从哪说起？”
陈毅说：“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有人向总理写了信，揭发了你刚才的议论，说你反对毛主席。”
这时，周恩来进来了。陈毅对他说：“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他已经不打自招了，看来他不是搞阴谋的。”
周恩来说：“既然弄清楚了就行了。”接着告诫张爱萍，以后讲话注意些，不要想到什么就讲什么。随后他又问了些导弹基地的情况。临别时周恩来又一次叮嘱张爱萍：你以后讲话一定要注意！语气里透出了格外的关心和担心。
后来，张爱萍谈起此事时说：我深知他们都是在关心我，当时也下决心慎言。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一到不满意的时候，就又控制不住了。
一天，张爱萍在秘书送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印发的简报上，看到了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说他一开始就反对工作队进驻大学，还说邓小平就工作队问题如何严厉地批评他。而事实上，陈伯达以前的几个讲话中，都是主张派工作队进驻大学的，毛泽东一批评工作队进校没起好作用了，他就马上转过来了。张爱萍对这种见风使舵的人，历来就反感、鄙视。他遂提起笔来在陈伯达名字的旁边写道：原来主张的是你，现在反对的还是你，摇身一变，两样嘴脸，卑鄙！接着又在邓小平严厉批评的那句话下画了一道横线，显然是称赞邓批评得好。
在此后不久的一次会上，某人提出要召开万人大会批判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理由是王尚荣拉山头、搞独立，不听总参首长的领导。张爱萍说，一个作战部长还能拉多大的山头？还用得着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某人仍坚持这么干。张爱萍坚决反对。后来报告给周恩来，没被批准。万人大会只好取消了。
在8月上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决定》。在讨论这些内容时，张爱萍说：“党内整风，我看还是运用自上而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好，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克服缺点、修正错误的有效途径。”
在雷声隆隆、暴风骤起的天气里，谁还注意几缕雨丝呢？张爱萍也清楚自己的发言如星坠天，于事无补，更不合时宜，但他又不愿意说违心的话。
1966年8月17日夜11时许，张爱萍突然接到电话，说明天上午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要他参加。这无疑是他的殊荣。可是，他已同工程兵和铁道兵的一位副司令员约好明天一早乘飞机到济南，组织铁道兵、工程兵进行抢搭黄河浮桥的军事演习。这是列入总参工作计划中的事。张爱萍在电话中说了这一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你看着办吧！
怎么办呢？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显然是政治上的大事，不去当然影响不好。如果去了，那么明天的演习就得取消，可是参加演习的部队均已到位，并做好了一切准备。自己如果不去，这场演习就很难举行。而天安门城楼的活动，自己不去参加，会照常进行。于是，他决定去组织演习。
四天演习结束，张爱萍回京后的第一天去办公室，不由得一愣：办公大楼楼道的墙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一个个题目赫然而刺眼，不是“炮轰张爱萍”就是“火烧张爱萍”，或者是“狠批”、“批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在“张爱萍”三个字上都用红笔打上了叉。张爱萍开始是感到意外，后来想想，觉得也不足为怪。凭自己的性格和对某些头儿们的看法，迟早会整到自己头上来的。晚来不如早来。想到这里，倒也坦然、轻松了起来。索性先睹为快吧！大字报还真多！从一门到三门，从一层到六楼，整个大楼里墙上贴的都是对着他一个人的。后来有人统计了一下，说有五万多张。
大字报给张爱萍列举了“十大罪状”：第一条说他反对毛主席，其主要证据一是他没参加这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二是他写过一篇《刘少奇在淮北》的回忆文章，是刘邓路线的人；第二条说他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是彭德怀的黑干将；第三条是“反对林副主席”，主要指酒泉基地要修林彪纪念亭，他不让修；第四条是对批判彭罗陆杨不满，依据就是他的那段议论；第五条是主张院部合并；第六条是主张撤销人民防空军和公安军；第七条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因为他每个月都给他地主成分（其实是富农成分）的父亲寄生活费；第八条他同杨尚昆关系密切，在战争年代同他一起合过影，来总参工作后，把这张照片寄给了杨；第九条对批判罗瑞卿不满，工作中为他涂脂抹粉；第十条为驻地工作人员开办食堂，笼络人心。其余的便是他批评了某某某，骄傲自满，好训人骂人等等。笼而统之的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三顶大帽子，外带“反对总参某领导”。
此后，张爱萍的办公室和家里，不断闯进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他们来自国防科委原来的几个研究院和所属工厂。一个个趾高气扬，气势汹汹，质问张爱萍为什么要搞院部合并。张爱萍就如实回答他们。可是，他们听不下去，不等他说完就乱批一通，乱扣帽子。
一天，周恩来把他找去，问了近况后，沉思片刻说：“从现在起你作为总理联络员，暂时脱离机关，以联络员的名义，到各研究院听听意见，到各基地去了解情况。这些单位不能乱。”
张爱萍深知，周总理在关心、惦记着核工业建设，更是在设法保护着他。
他开始到几个研究院征求意见，得到的仍然是颠倒黑白、发泄私愤的批判。后来，他干脆就去了核试验基地，敦促、检查原定项目的建设和人造卫星的研制。进草原、走戈壁、上机关、下基层、看设施、问情况……他累病了。1967年元旦返京，不得不住进解放军总医院。
造反派的小报号外上，头版头条发表了个消息：病房施巧计，抓住张爱萍。批斗会上，他对冲上来的人说：你们敢打架，要打架老子才不怕你们呢
一天傍晚，张爱萍的病房里来了几个红卫兵，让他去为一位同志证实一下有关问题。
张爱萍问，是给谁证实？红卫兵说，见了你就知道了。张爱萍又问证实什么问题。对方说人就在外边，见了面说说你就回来。张爱萍穿着病号服，披了件大衣就跟出去了。
可是，一走到院子就被他们推推搡搡拉上了车。张爱萍厉声问：你们想干什么？对方也不予正面回答。一直把他拉到总参测绘学院。当他又被推推搡搡拥下车时，车外黑压压的人群爆发了一阵欢呼：“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张爱萍在这闹哄哄的欢呼声中被关进了一间小屋。
第二天，造反派的小报号外上，头版头条发表了个消息：“病房施巧计，抓住张爱萍”……
“你们抓我干什么？你们这样做是不光明的！”张爱萍严词诘问。
造反派恶狠狠地回答：“触及你的灵魂！老老实实检查你的罪行，还要揭发罗瑞卿的罪行！”
3月8日，总参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批判他的所谓“反革命罪行”。
批判会上，张爱萍按照大字报上揭发的内容讲事实真相。一个问题还没讲完，就被造反派粗暴地打断：“酒泉基地要建林副主席纪念亭，是不是你坚决反对的？”接着就是一大群人起哄：“讲！你讲实话！”
张爱萍说：“我当然要讲实话，我从来就不会说假话。关于要建林副主席纪念亭的事，是我不同意的。”
“你为什么不同意？”“为什么反对？”“打倒反革命分子张爱萍！”又是一阵起哄。张爱萍对此十分反感地说：“好了，你们不让我讲我就不讲了。”有人高喊：“让他讲下去！”
张爱萍说：“核试验基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连饮用水都要从200里外往里运，基地的一切都在建设中。这个时候拿出30万元来建林副主席纪念亭，他本人也不会同意的。”
有人喊：“他不同意是他的事，你不同意你就是反革命！”还有的说：“为了建林副统帅的纪念亭，不要说30万，就是300万也要建！”
张爱萍为这个马屁精的决心而感到好笑，遂说道：“好吧，你有本事你就去建好了！”
接下来就是上台批判。有人批判他写的庆贺第二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诗中两句“英雄喜添新翼，任我天下飞腾”，是个人英雄主义，把功劳都归自己了。
张爱萍心里好笑，遂向他们解释说：“这不是指我个人……”“看看他还死不承认！”接着就有三五个人跑上台，指着他的额头质问，还有的人抡起胳臂来要打。这几个人恰恰都是平时善于阿谀逢迎，千方百计接近他、讨好他的人物。
张爱萍从心底鄙视他们，遂以鄙视的口气说：“怎么着？你们还想打架？要打架老子才不怕你们呢！”这并不太高的声音还真把他们镇住了，没有谁敢再张牙舞爪了。
张爱萍环视了下会场，说：“我们党内的斗争从来都没有这么个斗争法，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你们这种做法，我永远不会接受的。”说完，他就愤愤然离开了会场。
批判会后不久，总参党委和“文革”小组就宣布张爱萍停职反省了，并派了一个排监视他及其全家的活动。
随后，1967年4月，总参成立了“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由两名副总长分别任组长、副组长；下设专案办公室。
此后，造反派就对张爱萍展开了各种规模的接二连三的批斗。总参批，总政也批；空军批，海军也批；国防科委批，各研究院也组织批；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让他陪批；批斗罗瑞卿、萧向荣，也让他陪批；批斗彭真，还是让他陪批。
一次在空军大院里批斗，又把张爱萍架起了“喷气式”。由于连续的批斗，加之强扭的伤臂，致使他汗若泉涌，湿透了衣服，连腰间的皮带都湿透了，他险些虚脱栽倒在地。一些同志目不忍睹，掉下了泪。一个空军干部把他扶到了后台，让他躺在长凳上休息，还给他水喝。他这才渐渐得以恢复。张爱萍至今回忆起来，对那位不知名的干部仍然不胜感激。
天天拉出去批斗，张爱萍和家里人也摸出了规律。每天天不亮，只要听到远处吉普车的喇叭怪叫声，就知道是来拉他去批斗的。而这刺耳的喇叭声，又使他和夫人常常想到过去国统区巡捕搜捕革命党人的囚车声。每到此时，李又兰就赶忙生火下碗挂面，让张爱萍吃了好走，实在来不及，就只好带点饼干，以支撑饱受“炮轰”、“火烧”的瘦弱身体。
自从勒令停职反省，张爱萍的自由就受到了严格限制。除了拉出去批斗，平时不准他走出大门，就连出去理发，也派人监视着。后来头发长了，索性由他的夫人来理。
1967年12月26日下午，一辆汽车开到了张爱萍住地，说是来接李又兰的。
李又兰不禁惊诧，多年来，上班都是骑自行车，从未享受过如此“殊荣”。今天是怎么了？她心中狐疑，隐隐约约地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不测。她遂向张爱萍叮嘱几句，便毅然前往。
好不容易等到主任来了。这位一向尊重她的家伙现在也拿出顶头上司的架子来了：“接到上级的通知，张爱萍的问题严重，要实行隔离审查……”
像当头挨了一棒，李又兰顿时觉得眼前一阵晕眩。她忙咬紧牙关，不动声色地坚持着。
那位主任继续说：“经革命组织研究，我们给你提三条要求：一、要与张爱萍划清界线。二、彻底揭发张爱萍的反革命罪行。三、还要想开一点，不要寻短见。”
“谢谢你们的关心！”三条意见犹如清醒剂，使李又兰的勇气和力量喷涌而出。她平静地说：“至于划清界线，人被弄走了，不划清也得划清了，不管怎样，反正我不会和他离婚的。至于第二条，我知道他绝不是什么反革命。关于第三条，请放心，我还没有活够，我还没有看到结果呢！没有什么事我走了。”说罢，她就往外走。
“不行，不行！”对方慌了手脚，“今天你也不能回去了！”
“怎么，你们也把我隔离起来吗？”
“这是上级的指示，你今天不能回去。”说罢，他急匆匆地走了。门口闪过两个人影，“咣”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怎么办？爱萍现在怎么样了？他们会不会现在就去抓他？他能不能想到带些换洗的衣服、带着被子？他会不会和他们干起来？他们要打他怎么办……她心急如焚。
李又兰被车接走不久，又来一辆车停在门口，张爱萍以为是李又兰回来了，连忙迎了出去。啊，囚车！从车上下来的是以专案办公室副主任为首的一帮总参造反派。
副主任走到张爱萍面前，从公文包里取出一页纸来，念道：“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军委办事组决定，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隔离审查。”
“什么？”尽管张爱萍早已做好了承受更大灾难的准备，但此时仍不禁惊异。
对方恶狠狠地说：“隔离审查你！”
“凭什么隔离审查我？你们凭什么？”
“你通敌叛国，是个假党员，历史上还有其他问题……”
张爱萍愤怒地诘问一句后，便趋于平静了。他拿了件棉大衣和一本《毛主席语录》，似乎还缺点什么。环视四壁，空空如也。此刻最大的缺憾是又兰不在、孩子不在。他在心里说：又兰，我要走了！此一走，还不知能不能再见面呢！想到这，心里陡然涌出一股酸楚。
“还没准备好吗？”外边一声吆喝。
他握紧拳头，双臂向上空连连抖动了两下，说不清是要击破这乱云缭绕的天空，还是要驱赶他沉重的困惑。他长出了口气，披上大衣，习惯性地扣上风纪扣，拉拉上衣的下摆，昂首挺胸，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百战将军落下委屈的泪水，他在监禁中写下“绝命书”。收到爱妻李又兰偷偷送进来的包裹后，他迸发出活着出去的信心。他们通过包裹传递情谊，却被专案组认为是在搞秘密活动
在北京卫戍区，张爱萍被关进一所营房后院的一间潮湿的屋子里。
屋子里放着一张硬板床，上边什么都没有。靠墙的地面上放着一个瓷碗、一双竹木筷。除此，四壁空空。两个战士把他推进屋来，那个副主任在门口扔进两句话：“经组织查实你这个三反分子，是历史反革命、假党员、日本特务。你唯一的出路是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反革命”、“假党员”、“日本特务”这三个词在张爱萍的耳畔交替轰鸣。屋里冷，他心里更冷。他咬紧牙强抑着上下牙的颤抖，但是怎么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激愤、悲凉和伤心。
15岁出来，一心一意跟共产党干革命，南征北战，九死一生，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而今，却蹲进共产党自己的监狱里。
蓦地，他想到了跟着他饱受艰辛的爱妻，想到了他的孩子。泪水，不知不觉地涌出了他的眼窝，他双拳砸在冷冰冰的墙上：“又兰，我对不起你！孩子们，爸爸连累你们了！”他猛地伏到光板床上哭了。
他自离开家参加革命，这是第二次痛哭。第一次是1938年，在武汉听到母亲病逝的消息后。
张爱萍饱受专案组的折磨，绝望之下，他写了一封绝命书给妻子：
……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入党问题和特务问题。他们说达县党是1930年建立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张、代也是1930年入党的。因此，我1928年由张、代介绍入党是假的。
……究竟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他们怀疑我是国民党或特务组织设法让我混入党内、军内的。
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会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真叫人哭笑不得。
……
要实事求是，我是不应该被监禁的。我不是特务，没有反党、反革命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如能经陈总转告总理，在作决定之前，中央派人来听我的申诉，或许还有效，或许还有救。我知道这很难，也不知道陈总、总理现在怎么样了！
冤情难诉，证人不予证明，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了！看来问题得不到解决了。悲惨的命运，只好背到无期徒刑或死刑去了，我也不怨。只是女儿的那句话“爸爸，我们还有出头的日子吗”常在耳边回响。泪水不禁滚滚而出。苦了、累了你们一生！
你们应该在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奋发向上，挣个出头的日子。不要管我的死活。孩子们要把妈妈照顾好。我对她愧疚最深！你们大的要关心小的，帮助小的成长。我未能把你们培育成人，反辱没你们终生，愧痛万分，死不瞑目。要把身体搞好，经受磨炼。
……
当时，李又兰没有接到这封绝命信。她接到的是张爱萍意料之中的对她的株连。
张爱萍在部队营房里关了不长时间，就被转移到安定门的一所临时监狱。
忽然一天，看守的战士送来了一个包裹，说是上级转来的。他打开一看，竟是两套内衣和一件新棉袄。一看这叠法，就知道是爱妻李又兰送来的，他不胜惊喜。这送来的不仅是衣服，更是他日夜渴盼的消息。两年来音信全无，现在总算知道了又兰娘几个还在京城。
得知了亲人的消息，心里也平静了许多，他陡然迸发出要活着出去的信心。要活着出去，还要结结实实地活着出去。
此刻，他突然想到既然能捎进来，也一定能送出去。何不来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呢？他迅速把狱中写的报边儿诗抄连同那封“绝命信”，统统塞到破袄里，包好后交给警卫战士，转交家里拆洗，同时再让家里给送床被子来……
李又兰强抑住颤抖的双手，一张一张地展开阅读诗稿和信件，止不住又热泪盈眶了。
她懊悔，自己怎么没想到也用这个办法捎去一封信呢？唉，光想到天冷，光想到送衣服了！
原来，张爱萍被关进监狱的第三个冬天，天气似乎格外寒冷。担忧、思念中的李又兰更加惦记张爱萍单薄的身体。她几经辗转，委托曾与张爱萍同时期担任副总参谋长的王震，给张爱萍送去她连夜赶做的棉袄及两件内衣。没想到这个敢作敢为的王胡子送去得那么快！
不是说还要床被子吗？是的，他被抓走后，专案组来人给拿走的那床被子，早该拆洗了。这次，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时机了！
谁知时机不对！
在被子刚送到张爱萍囚室的时候，专案组副主任带着个随从赶到了。说不准是此人的职业敏感还是阶级斗争的敏感，他看到被子就立即嗅到被子里有秘密。
果然，撕开被头，从中掏出一封信来，是李又兰给张爱萍的信。同时，还搜走了张爱萍写给李又兰拟在捎被子时带出去的一封信。
不久，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江青，在专案组的情况报告上批示道：“给妻儿信用‘您’字，很怪。其妻信更怪，是用暗语通信。似应搞清暗语指的是些什么人。”
专案组很快写了一个报告，对所谓暗语进行了破译。说“老吉”是指吉某某，“朱儿”是指朱某某，“老魏”是指魏某某……
当时的全军“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看后批示：“这样解释，要讲明根据是什么。”
到1971年的九十月份，《人民日报》上已经见不到林彪一伙的消息了。张爱萍揣测：这个大红大紫的人物怎么突然消失了？物极必反，是不是他也坏到自己的头上了？
当时张爱萍想：看来我出狱的时间可能不会长久了。对此，他心里有数。他知道整他的人物肯定是他平时反感、不靠近的人物。
专案组不解地问他：你为什么只关心你是不是反革命，而不大关心你是不是假党员的问题？张爱萍回答说：那还用问吗？我就是假党员嘛，我那时加入的党，不是他们那样的党
1972年春天，政治气候也好像变暖了。张爱萍专案组人员彻底换了。有一天，专案组的人来了。张爱萍问他们：“你们关了我这几年，说我是反革命，既然是反革命，你们为什么至今还不判？”专案组的人回答说：“我们没定你是反革命呀！”
这样，张爱萍似去了块心病。
专案组的人也不解地问他：“你为什么只关心你是不是反革命，而不大关心你是不是假党员的问题？”
张爱萍回答说：“那还用问吗？我就是假党员嘛，我那时加入的党，不是他们那样的党。”
专案组有位同志好心制止他说：别这么讲，随后问他想不想见家里人。张爱萍想了想说：“要见我就都见，见我的全家人，包括我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专案组的人开始没有明确答复，几天过后，才告诉他可以。
1972年4月7日上午，李又兰接到通知，让她明天上午带着孩子去探视张爱萍。李又兰不胜欣喜，心底溢出久已未有的激动。
此时，李又兰的几个孩子已经都在身边了。
在哈军工上学的大儿子张翔，在张爱萍被抓走之后，正等着毕业分配，就被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一年半，出狱后又被监视劳动改造。而今，回到了母亲身边。
在广州军区当兵，被评为所在军标兵的二儿子张胜，也因为老子的关系，被开除现役遣送回家。
老三张品在延边农村插队，当地政府把他当成盲流而拒绝接受，所以户口未转成，就回京在一家工厂干活。
女儿小艾在父亲被抓走后，就被赶到山西下乡插队了。因患慢性病，也回到了北京。
听说要与久别5年的父亲见面，孩子们都异常激动。老大张翔对妈妈说：“到时候，你和妹妹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千万不要动感情。那样，爸爸会更难过。再说，旁边还有人监视着……”
饱经沧桑的李又兰也叮嘱孩子们：“我们大家都要冷静，要多说些让爸爸高兴的事……”
然而，4月8日上午，他们见到阔别5年的亲人时，谁也冷静不了了。
专案组的人把他们领进某团的一间空屋，让他们等着。
孩子们不时地向门口张望。不知是谁说了声“来了”！四个孩子忽地拥了出去：“爸爸，爸爸！”他们呼喊着扑向了张爱萍。
李又兰跟了出去，愣愣地看着丈夫。他，面色暗黄，且有浮肿，那件破旧的军上衣挂在瘦弱的身架上，两个肩板骨都清楚地显露出来；破军裤大概是腰带被收去后挽起的缘故，一条腿短一条腿长；没有鞋带的黑棉鞋露着棉花，擦着地面往前挪……
几个孩子围着父亲，哽咽着……
张爱萍却强笑着，一个一个地注视着孩子们，嘴在颤抖，心在颤抖。
孩子们把他扶进了屋，李又兰坐在了他的身边，握住了他的一只手。
张爱萍又看了看孩子们，半晌才问：“你们还好吗？”
“好，我们都好。”孩子们告诉他：老大毕业在街道找了工作，老二复员回来在工厂上班了，老三在厂里搞技术革新干得很好。女儿自己告诉他：我身体棒着呢，打算今年去考美院……
李又兰没有说话，心里像插了把刀子。她为爱人的身体难过，也为孩子们难过……
女儿紧挨着爸爸，一会给他拉拉上衣，一会儿给他扯扯裤腿，突然嗔怪道：“你怎么连鞋带也不系呢！”说着就帮他提了提棉鞋，趁机把事先准备的一张纸条塞到爸爸的棉鞋里。
回到囚室，张爱萍忙从鞋窝里掏出女儿塞的纸条，上写着：“林外逃摔死！”啊！罪有应得，罪有应得。难怪这些日子，报上不见了他的名字。天该亮了，天该亮了！
由于周恩来的关心和批准，张爱萍会见亲人后没几天，就被转移到阜外医院，接受对关节炎的治疗。
当时的阜外医院，专门承担着一个特殊的任务，即为一些被“审查”中的党、政、军、科学文化界的老同志作监外治疗。这也是周恩来在那个特殊时代保护干部的重要举措之一。
一天下午，张爱萍双腿疼痛难忍。他就在澡池里用热水浸泡，以求缓解。谁知就在他起来时，支撑不住，摔倒在水泥地上。顿时，左腿钻心般的疼痛，他爬了几次都没爬起来。他不愿叫门外的看守，就挣扎着爬过去，试图扶着凳子站起来。但是，试了几次也没有起来。他只能扶着凳子爬，一步、两步……好不容易爬到病床前。直到护士来了，才把他抬到了床上。可专案组的人却说他“装死”。后经积水潭医院的外科医生检查，确诊为左股胫骨折，因骨折后活动剧烈，手术也难以愈合了。要保住这条腿，必须尽早手术。
阜外医院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指示：立即送张爱萍到301医院治疗。
张爱萍被送进301医院后，名字被改为：张续。性质：监外治疗。
陈毅的夫人张茜给病中的张爱萍送了荔枝，专案组为此非常紧张，不断审问。张茜听说此事后笑言：一群蠢猪，张续怎么能遮住张爱萍呢？张爱萍被解除隔离后，说道：强盗把你抓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
对张爱萍的“看护”是非常特殊的，有一个班的战士轮流看守。
医院对张爱萍的断腿实施麦式接骨术，经过两次手术和近半年的金属牵引，均告失败。只能依靠双拐练习行走。这期间不准家属探视。
李又兰心急如焚，经再三要求，直到张爱萍动完手术实施牵引了，才得以去探视一次。可是她一人探视，竟有11人跟着监视。并且，专案组明确告诉她：什么时间让你来，再通知你。
李又兰怎么能放得下心呢？她给叶剑英写了封信，要求允许她和孩子们经常去医院探视，照顾张爱萍的身体。
叶剑英批示：“请才千同志阅，拟同意。”
张才千是调来不久的副总参谋长。他接到信当即批道：“请遵照叶副主席批示办。”
专案组有自己的一套，把李又兰要求的“经常”定为两周一次。
每次探视，依旧有人监视，并限制时间，还不时地审问。
李又兰于是就又写了一封信。
张才千看到李又兰关于专案组派人监视及病中审问等情况的述说，哑然失笑：难怪张爱萍把专案组叫“专暗组”，他们还真有不少名堂呢！当即批示：今后家属探视可不限制次数，专案组也不要再派人去陪同。
6月中旬的一天，护士长给张爱萍送来了一包新鲜的荔枝，说是陈毅的夫人张茜特地送来的。张爱萍甚为感动，不由得想到半年前在囚室中听到陈毅去世的情景，当时还写了首悼念诗。而今张茜肯定仍处在痛苦之中，却还惦记、关心着他。感激之中，他不禁吟诵出一首《感深情》来：
南征北战腰腿健，久困又罹致残灾。
门前罗雀寻常事，难得风雨故人来。
没想到张茜送荔枝的事，很快被专案组的人知道了。他们当即审问了李又兰：“她怎么知道张爱萍在这里的呢？”
“那你们去问张茜好了。”李又兰回答。
“就要问你。因为只有你才能去通风报信。”
李又兰不屑一顾：“信口雌黄！”
专案组却似有理有据：“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连他的名字都改成张续了。不是你，张茜怎么能知道呢？”
张茜听说此事后笑了：“一群蠢猪，张续怎么能遮住张爱萍呢？”
1972年11月上旬，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会议的间隙，周恩来问总参的两位领导：“你们把张爱萍搞到哪里去了？这几年还没把他的问题搞清楚吗？据我所知，他不是什么叛徒特务嘛，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的叛徒特务，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开会吗？！”他浓黑的双眉一抖一抖，布满血丝的双眸溢出不满和愤慨！他原地转了下身子，又说：“红十四军的干部剩下的不多喽，张爱萍一个，黄火青一个，刘瑞龙一个，就这三个了嘛！”每说一个，他就伸出一个手指，“没有问题就快把人家解放出来嘛，对真正的叛徒我们还讲究政策，何况对我们自己的同志？我们还是很需要他的……”
1972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专案组的两位同志来到张爱萍的病榻前，郑重宣读了总参党委的决定。其大意是，经几年的审查，张爱萍有关通敌的问题、日特的问题、假党员的问题都予否定，两次被捕未发现背叛行为，只犯有美化吹捧刘少奇、彭德怀的错误，经总参党委研究，报请周总理批准，予以解除隔离。
室内室外都静悄悄的，张爱萍半眯着眼，似听未听，也未说一句话。来人很尴尬地同李又兰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医护人员欢呼雀跃，护士“噌”地一下把床头上的病员卡扯了下来，在新的卡上写了正正规规的三个字：张爱萍。
一位前来祝贺的老同志问张爱萍：“如今解放了，怎么没看你有多么高兴啊？”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强盗把你抓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
后来他曾说：“文化大革命”给祖国和人民带来的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我作为无数受害者之一，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1972年年底，张爱萍出院了，腋下多了双拐杖。他们全家住进了总参白广路招待所。无论白天晚上，还是刮风飘雪，他都坚持拄着双拐练走路。他日思暮想，要把双拐扔掉。
也就在这时，在广东从化疗养的张茜，到山上选了根藤子，精心制作成手杖，派长子陈昊苏专程赴京送给张爱萍。陈昊苏后来回忆说：“这条藤杖是妈妈亲自上山选定，精心制作的。一是替我已逝世的父亲向他的老战友爱萍同志表示慰问；二是寄托着一种企盼，盼望爱萍叔叔能够尽快地、坚强地站起来，重新站起来！因为他们的感情太深厚了，更因为当时惨遭劫难的国家，很需要爱萍叔叔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尽早站起来收拾危局。”
张爱萍深解其意，深为感动。后来，在众多手杖中，他唯独选用了这条黄色藤杖。这条未作任何修饰的普通手杖，伴随着他再度出山，直至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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