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的纸醉金迷总会最大程度上激发起一代又一代人将其征服的欲望。从大清1912年倒台，到蒋介石1927年北伐成功，国民党系的陈其美、北洋袁系的郑汝成、皖系的卢永祥、直系的孙传芳，以及奉系的张宗昌先后在这一时段统治上海。而在上海租界内，黄金荣和杜月笙则对上海的地下秩序进行整合，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下皇帝。
也正因为上海这座中国最现代城市的无限魅力，十里洋场内外见总上演“一山难容二虎”的戏码。中共建政前如此，建政后亦如此。文革时亦如此，文革后更甚之。1985年，两位京官调任上海，这场大戏拉开了新的帷幕。
江泽民与芮杏文参观上海某工厂（图源：新华社）
西宫与东宫
两位主角分别是从建设部部长调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芮杏文和从电子工业部长调任上海任副书记兼市长的江泽民。在当时，芮杏文坐镇沪西康平路的市委机关、江泽民则在外滩市府大楼办公，因此机关内私有“西宫”、“东宫”之称。
从工作成绩来看，芮杏文是中共党内坚定的改革派人物。当时的上海每年为国家贡献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这一切都“归功”于中央对上海杀鸡取卵式的政策。相反，上海几乎没获得国家任何投入。
向中央政府上缴的税一分钱也不能少，上海建设的资金从哪里来？既然不能节流，那只能开源。芮杏文在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下，率先将“资本”引入人们视野，1986年9月，上海静安证券交易营业部开业，上海的股票交易顿时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在内地也引起了激烈争论。他又利用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合理利用上海的土地资源，搞土地置换和批租，研究把土地有偿批租给外商和私人企业使用的可能性，为此还秘密派遣孙恒志带队去香港考察港府拍卖土地的做法。
在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中国，土地问题是涉及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问题，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也正因为巨大政治争风险给予上海巨大的经济利益，后来股票交易和土地批租成为上海政府的主要财源，为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奠定了经济基础。
而此时的江泽民所走的政治道路相对安全和保守，在观望中不显山露水。1987年十三届一中全会，传言两人中必有一人调离上海。按照当时的惯例和先前的安排，芮杏文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进政治局，而江泽民是进书记处的人选，因为书记处实际上比政治局低半个档次。
但是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急于加强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便挑选芮杏文到中央工作，担任分管意识形态和文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样江泽民就顶了上海市委书记的空缺，顺势拣了一个政治局委员。
这一阴差阳错改变了两人的命运。“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下台，芮杏文也跟着被免职。后来芮杏文被重新启用为国家计委副主任，有一次去问他曾经的下级，如今的上司——总书记江泽民，“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组织上总该给我一个正式的结论。”想不到江泽民的答复是：“摊上你了，算你倒楣！”
从上海到中央
在芮杏文调入中央后，江泽民升任市委书记，收编“东西两宫”，形成上海帮。本以为终于成为上海滩唯一的霸主，却不想1988年，赵紫阳将朱镕基调入上海任市长。据赵紫阳后来回忆，当时江泽民并不太同意朱镕基调入上海。
两人在上海只有一年的交集。1989年六四后，江泽民问鼎中央，成为总书记。江朱之争隔空打响。
六四之后，中共高层改革派官员被打倒，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占据上风，改革开放受到抵制，这也是邓小平南巡最大的背景。1991年初，改革开放在上海陷入停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一组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推进改革，实行市场经济。这组评论的主要作者是周瑞金，支持者则是时任市委书记的朱镕基，而最大的支持者便是邓小平。
1992年4月邓小平在视察首钢时讲到，朱镕基懂经济，不服气不行。还说对朱镕基用晚了。人们纷纷猜测，邓小平有可能打算用朱换江，并在武汉时喊出“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的声音。
但是，邓小平“换马”的想法在老人中得不到支持。陈云明确表示：“江李体制不能变。”薄一波说：“事不过三，你已经换了三位领导人了。”即便有人力保，江泽民也识时务地顺应改革潮流，呼吁改革开放。
后来朱镕基也调入中央，上海滩的争斗也随之从上海转移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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