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的说，“新南向政策”虽然是蔡英文经济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并不是5.20之后一个特别新鲜的话题。早在2015年9月，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蔡英文，就曾在外交使节的酒会上透露，民进党若重返执政，将会推动“新南向政策”。
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能否落实存疑（图源：中央社）
今年4月13日，民进党中常会邀请前外交部长黄志芳作“新南向”的专题报告，全面阐述了新的对外经济战略。民进党发言人杨家俍会后转述蔡英文的话，“这将会是我们下一个阶段这个国家重要的政策，也希望各位将来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我们共同来打拼。”这一言论表明，蔡希望此政策成为党内共识。
而蔡英文也在当天晚间于脸书上发文，“海洋没有界线，台湾也不应该自我设限，面对宽阔的海平线，我们充满信心，一定要做世界的台湾。”相当于亲自出马向台湾社会推销新南向理念。
对比前总统李登辉和陈水扁通过经济部督导“南向政策”，蔡英文则在总统府内设“新南向政策办公室”，以直属部门推动。这些迹象表明，蔡英文把“新南向政策”，当做了她未来对外经济战略的基石之一。
“新南向政策”的合理性
平心而论，“新南向政策”不乏合理性。
首先，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确实很深。这种依赖，在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年代，会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助力，但在两岸关系因为蔡英文上台可能出现“冷对抗”的局面下，就会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5年两岸贸易总值占全台贸易总值22.7%，而且大陆也是台湾最主要的外汇来源。旅游业对大陆的依赖更深，据观光局数据，2015年赴台观光客人数突破1000万人次，其中陆客竟达400多万，几乎占一半左右。
巨大的依赖性，使得台湾经济某种程度确实受制于大陆。比如随着陆客限缩，旅游业遭受重大打击。据移民署资料显示，陆客团客减幅超过35%，自由行的减幅更达65%。由此可见，两岸政策风险对台湾经济影响之大，而南向确实可以缓解这种风险，就像前行政院长张善政所言：鸡蛋不要放在同一篮子里。
其次，随着大陆正在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大陆新兴产业正在快速崛起，两岸间经济互动，从互补逐步走上了竞争。曾经的台湾手机业龙头HTC，近几年在大陆市场份额不断被华为、小米蚕食，早已呈现没落之势；而面板产业也在陆企冲击下左支右绌；即便是台湾的骄傲芯片产业，也承受着来自大陆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清华紫光等大陆芯片业新贵，透过资本并购模式快速扩张，正在虎视眈眈的盯着台湾已经仅存不多的优势产业。
在这种情况下，借力南向，拓展南洋和印度市场，也是个说得通的理由。
更何况，在大陆经济减速进入“新常态”和劳动力价格优势逐渐丧失的大背景下，被南向国家的经济增速和劳动力价格等优势也逐渐显现。据德勤数据，2015年，大陆劳工人均成本为每小时3.3美元，而印度只有1.7美元。这个差距，对台湾人投资的大量密集劳动型的代工企业来说，具有相当大吸引力。因此，蔡英文推出“新南向政策”，并作为其未来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构成，也就合乎常理。
失败的南向政策
不过，经济政策构想和理念落实，在任何国家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台湾这样规模受限又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浅碟型”自由经济体来说，就更不是由这个经济体自身能够把控，也不是这个经济体的领导人说了就能算数。“新南向政策”的经济构思听起来不错，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很可能并非如此。
事实上，为摆脱对大陆的依赖，早在前总统李登辉和陈水扁时，台湾就曾实行过南向政策。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大陆吸引了大量台商投资，李登辉总统希望降低经济的政治风险，开始构思分散投资，试图以政策辅导与优惠贷款吸引台商往东南亚投资，并在此基础上拓宽外交空间。
1993年，李登辉派经济部长江丙坤赴南洋考察，提出以东协为主的南向政策，并在1994年3月，制定了《加强东南亚地区经贸工作纲领》，以国民党党营企业为先锋，进军东南亚。
李的南进政策最开始也颇有成效。1994年，台湾对东协出口从1993年93.9亿美元，增加到114.2亿美元，进口从1993年69.1亿美元，增加到86.4亿美元；台商对东协投资亦从1993年17.6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49.7亿美元。
然而，随着大陆的开放，台商更倾向在没有语言障碍且市场巨大、基础设施更为完善的大陆投资。所以即便李登辉在1996年台海危机后，提出戒急用忍，严格限制对陆投资，也没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趋势。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政局动荡，台商不得不撤资，而1998年印尼排华发生后，台商对东协投资直接从1997年49.7亿美元，快速下降到12.6亿美元，至此，南向政策宣告失败。
陈水扁上台后试图重启南向，2002年吕秀莲到印尼拜访商界人士，2006年5月陈水扁过境印尼巴淡岛，与当地仅存的十余家台商会面。不过受限于朝野分裂和商界人士缺乏兴趣，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
“新南向政策”面临考验
对比前两次南向的教训，今天“新南向政策”真可谓困难重重。一方面，因为外交和国家实力的短板，台湾无法为南向台商提供安全和外交保障，使得台商的合法权益极为脆弱，极易沦为当地政治动荡的牺牲品。当年李登辉的南向尽管拥有经济和政策支持，却因缺乏安全保障，导致台商在动荡中损失惨重，而南向也以悲剧收场。从2014年“越南排华”来看，政府并没有能力保护台商安全。
另一方面，南向国家的投资环境对台商来说，尽管劳工成本相对低廉，在其它要素上，却有着远大于大陆的困难。
在基础设施上，南向对象国远远落后于大陆。比如印尼的物流网络极不发达，这个国家由一万七千个岛屿的群岛构成，除爪哇外，大部分岛屿交通和公共网络非常落后，将给企业带来相当大的供应链延误和材料短缺风险；印度电网则以落后闻名于世，半数以上工厂每周最少停电15小时；越南以水力发电为主，一旦进入非雨季则工厂经常缺电。基础设施落后，无疑会对台商造成严重困扰。
在劳工方面，南向对象国与大陆比，尽管有着成本优势，但也有着各自不足。2012年，印尼出台了新劳动管理条例，严格限制了合约劳工与外包，极大加剧了用工成本和管理难度；印度基础教育水平极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印度识字率仅为61%，这就使得企业培训成本急剧攀升。
在文化和语言上，南向国家与华人的语言与文化障碍，对于台商来说，是个不可忽视的磨合成本。根据联泰国际企管王泰允的看法，语言不同使台商的越南投资，经常出现技术人员与翻译人员对接出错等一系列难题；在伊斯兰教的印尼和印度教为主的印度，则存在着相当多宗教甚至种姓等文化禁忌。
另外在政治稳定性上，东协和印度比起大陆也混乱得多。事实上，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尽管多年来政坛“南向”呼声震天，但商界依然缺乏动力南下践行。在印度，台商数量寥寥无几；在印尼，根据经济部投资业务处的数据，2015年台商投资较2014年锐减30%；唯一相对良好的是紧靠大陆的越南，但这些工厂也多是以降低成本的大陆副厂存在。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随着大陆市场规模增大和产业集聚效应凸显，台湾经济已愈来愈离不开大陆。抛开旅游业对大陆的依赖不谈，以对电子业为例，大陆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电子产品消费市场，对台湾电子业的兴衰具有关键性作用。这几年，液晶面板产业的复苏离不开大陆的大规模采购；而今年3月，台积电宣布投资30亿美元在南京设厂，亦是为了拓展大陆市场。
资本是用脚选择的，这是经济规律使然，而非政策所能改变。所以，领导人对产业的扶持，只有落到实处才有意义。台湾的经济战略，必须建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尊重之上。就像前看守阁魁张善政所说的那样，如果太过一厢情愿，台湾经济首先就可能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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