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湾公民洪素珠辱骂老荣民的视频激起了两岸的愤慨。这一事件不仅让“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族裔冲突再度变得敏感，同时也让国民党老兵这一群体再度浮现在公众的视线。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群体，他们是时代的承受者，也被一度认为是台湾的特权阶层，或许没有人能比他们更能体会到历史的残酷与悲凉。
今日台湾之所以会存在外省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族群割裂，当年的二二八事件是无法回避的一个历史事件。因为二二八事件牵涉到省籍问题，不少老一辈的台湾人将这次悲剧归纳为大陆来的外省人欺压，而在二二八死亡阴影及后续长达38年的戒严与白色恐怖之下，台湾人为了保全生命安全，对此事件隐讳不谈避免引来祸端。同时，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随着两蒋而来到台湾的还有国民政府公职人员、军人和他们的家眷，最多的是单身的军人。而这些人一度被看作是国民党的嫡系，因而一度被认为在台湾社会享受着特权，从而压榨本地人的上升空间。
而这批漂洋过海而来的“外省人”是否是胜利者？他们自身或者不这么认为。同为外省人后代的台湾作家及前文化部长龙应台曾经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以自身家族的经历为切入点，描写了这群历史的牺牲者们。龙应台认为这本书是“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不止本地人是受害者，外省人也是受害者。他们曾经意气风发，风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渠。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驱。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历史从来不像政治人物口中的那般黑白分明，它埋没了太多普通人的生命，这些人是历史的受害者，却也被无情的淹没于时代的洪流。而侯孝贤、杨德昌等一代台湾新浪潮电影人则用他们的影像和视角去让人们看到那些被忽视的细节。在《悲情城市》中，有一个片断是本省人拿着棍棒上车，问聋哑的“梁朝伟”是哪的人，如果是外省人就会打他。而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则以一个真实的凶杀案，反映了外省人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他们的继承人则以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命意志。
这群老兵如今已经所剩不多，他们见证了台湾几十年的历史。面对辱骂，老荣民没有愤怒，而是一笑而过。或许是他们经历的太多，让他们不得不学会去面对众多的非议。白崇禧之子白先勇用一本《台北人》记录了这群“孤臣孽子”们的命运，小说中所谓“台北人”,实质上是沦落台北的大陆客。“大陆客们”朝思暮想远在大陆的亲人,怀恋往日的辉煌与风光,在今不如昔的对比中形成一股浓郁的独特的“大陆情结”。也许就像书中所暗示的那样，他们生活在台北，是台北人，但更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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