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KUHARA AI，她有着一张小天使般美丽无邪的娃娃脸，总能让人看到那只有未经世故的少女才有的纯真而灿烂的笑容。她有着天赋的运动才能，15岁时便已经成为国家乒乓球女队炙手可热的新星，也成为了整个国家都喜爱的人气宝贝。她离开家乡，（为了传说中那中国的白马王子？）来到了中国打球。在闪光灯前，这个被人们亲切地称作“瓷娃娃”的小姑娘举着一张卡片，上面用汉字写着“中日友好”，以及她自己龙飞凤舞的名字——福原爱。
有人把小爱的照片贴到了BBS上，招来了数千的点击量和上百的回帖。但是在留言之中，我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并非如习惯中的“其中夹杂着一缕”，而几乎是平分秋色——有那么多人不吝最美好，最亲切的字眼来表达对这个瓷娃娃的喜爱，就像是赞美自己心爱的小猫和天真的孩子；然而，在他们表露自己对于美丽和纯真的热爱的同时，有同样多的人，却把最污秽的字眼如污水一般泼向了这个小姑娘，肆无忌惮的谩骂，想象力丰富的YY，以及对于那些对小爱表达了好感的同胞的咒骂，和那些真诚的声音一起，如同葛蔓一般紧紧纠缠。
对于这样一个水晶一样晶莹剔透的少女，我们还能找到什么谩骂的理由？她没有去参拜过战犯的亡灵；没有支持过右翼的战争翻案；没有羞辱过中国留学生；没有声援过台湾的独立。况且她的运动装上还绣着中国和日本两面国旗，还用手举起了“中日友好”的标 语。
但是污言秽语还是那么自然而轻快地从那些国人的嘴里喷射了出来，理由就是因为她是一个日本人，她的祖先曾经侵略过我们的国家，而她的身体里则不幸流着那个民族的血液；因为日本人都是狡滑且善于伪装的（有人评论曰：“三叶虫都不屑一顾的逻辑”），因为她以后会嫁给一个日本人，因为……
在这里，福原爱变成了一面镜子。时空易转，她可能是一个上世纪中国南京的少女，手无寸铁地站在日本军人的面前；也可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个长着褐色头发的犹太姑娘，正等待着眼前纳粹军官是进洗衣房还是毒气室的命令；或者她是60年代中国一个“黑五类”的子女，不知道面前昨天还一起谈笑的同学是否会把他们手中的皮带抽在自己的头上；再或者，她就是基辅街头那个“没有武器，只有鲜花”的姑娘，把手中的玫瑰插到警察盾牌上的时候，祈祷他们也会举起鲜花而不是枪口。
这是一面可以映照出人性的镜子，如果说“人”一定要有什么善恶之分的话，他一定会在这面镜子里显现出原形。当一切恩怨情感，社会差异，以及信息的匮乏歪曲的影响都不复存在的时候，当人性要求你对一个“纯粹的人”作出自己的答卷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选择？是继续坚持歧视的眼光，让自己走向人性的黑暗；还是承认善良，去接受人性的美好？
王小波在他的《沉默的大多数》中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两个青年打架，其中一个咬掉了对方的一块耳朵，还没来得及吐出来的时候，就被赶过来的人抓住了。于是这个嘴里噙着人肉的人就面对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是吐出人肉，承认罪行接受惩罚，还是为了消灭证据，把那块人的组织生生地咽下去？
直到第二天，作者听到了一个令他宽慰的消息：那个咬人的人选择了把那块耳朵吐出来，接受了惩罚，而不是吞下同类的肉体。王小波这样写道“……毕竟人性尚存。同类不至于相食……”
这同样是一面人性的镜子，那个咬人的人虽然凶蛮，但是在这面镜子前面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证明自己仍然无愧为一个“人”的存在。然而可悲的是，在那个时代，有更多的人选择了违背这一原则。同纳粹蛊惑之下的德国相同，许多的人背离了人性，以出身、血统、阶级的眼光，否定了“那些人”的真诚与善良，否定了他们作为正常人的资格，也同时否定了自己身上的人性。那些对着“地、富、反、坏、右”举起皮带和屠刀的中国人，同那些为了“雅利安人纯粹的血统”“把低劣的民族消灭”的使命而将犹太人驱赶进毒气室的纳粹一样，在无数面人性的镜子——他们面前那无辜的人——的面前，站到了人性的方面，无数悲剧也因此而上演。
林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你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然而这句话并非总是那样灵验，在我们的记忆中，多少次，希特勒们，斯大林和波尔布特们用他们那种族的、血统的、阶级的仇恨论调在长时间内欺骗了几乎所有人，让倾国的民众疯狂地制造人间惨剧。能够这样做的基础，就是必须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有太多的人能够做到以口中的秽语和手中的皮带去对待一个纯洁的少女，而没有丝毫的罪恶感；他们不惮在人性的镜子中映照出自己人性的丑陋。
“爱国”的人们，当你们宣扬自己的一腔热血时，当你们认为自己的行为符合了“民族大义”时，当你们为自己的行为装饰无数美好光辉的字眼时，你们要怎样面对福原爱这面晶莹剔透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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