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与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一河之隔的大厂县强拆了一批大棚房。顷刻间，“城里人”、老“北漂”们的财富和田园梦烟消云散。
一咬“牙全碎了”
距离那堆废墟只有十几步远了，周树青提快了脚步，冲在最前面的他吆喝身后几名业主“你们快看”。
他“蹭”一下跳跃上一块空心砖，空心砖因受重力而狠狠向底下的水泥渣滓挤压。周树青努力寻找平衡点以及下一处能让他落稳脚跟的砖块、水泥渣、塑料或着是撕裂后卷边的铁皮，以便尽可能接近他右手所指的位置，“你们看，那边是我的房子。”
胡亚芳的眼睛藏在墨镜后，这个来自重庆的老“北漂”，退休后拥有一张以“110”开头的身份证、一套位于燕郊住宅区里不错的房子，以及足够让她在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镇冯兰庄某个“地主”手里租用两个租期为30年的蔬菜大棚的资金。
这种蔬菜大棚的附属物——200平米的蔬菜大棚，可能有着50平米的配房——对长期居住城市而渴望扩展居住空间的人们形成了诱惑。
加之低价，并且有绝对近京的地理优势——大厂县与北京副中心通州仅一河之隔，更令其成为香饽饽。
此刻，在周树青付之一炬的财产面前，胡亚芳用以表达惋惜、同情、愤怒的表情系统彻底失灵。
周树青目光所及，是他脚下这片长方形废墟的尽头。
在被推土机、钩车碾压和拖拽之前，灰色的空心砖是四堵包裹着水泥的墙体，5月28日之前，它们一度等待被主人粉刷和装饰。
几天下来，胡亚芳陆续从电视台、网络和大厂维权业主的微信群看到这些建筑废墟。亲自抵达大厂后，她颇有“心思”的进行了拍摄，期望照片能作为上访的凭证之一。
在接连观摩几处面积不一、景象却一般惨烈的废墟之后，他们依次经过了田野间的泥土路、碎石路，以及一段连塑料膜都还没彻底撕扯掉的崭新的水泥路，这是开发商为了迎接业主入住而浇筑的。最终，他们行驶回了大厂县宽阔的柏油马路，他们要追赶上大部队，与今天来到大厂的百余名业主前往大厂县的地标性建筑民族宫“讨说法”。
他们的集体诉求是退钱。
这实际上是他们的第二次集体行动。前一天，6月4日，这支由百余名业主组成的队伍与县政府经过几小时的拉锯后，最终没有获得“满意的答复”，随后，他们在大门外喊起“恳请政府为民做主”的口号。
车窗外，路两旁层层叠叠的桦树不断往后退，从树冠的缝隙间，隐约可见远处的麦地和河流，胡亚芳心里那根弦还是没绷住，“我们的田园梦，破碎了。”
车上其他几位业主也不断发出感慨，“大厂环境真的挺好”，这一点，早在他们支付十几万到三十万金额租用大棚前便已无数次确认。
“大厂给我们一个蛋糕，一咬，’咯嘣’牙全碎了。”周树青双手脱离方向盘，往外摊开手心，做了一个“全没了”的手势。
5月28日，大厂县委县政府组织开展大规模违法用地强拆专项行动，对祁各庄镇9处644.14亩违法占地地上建筑物进行强制拆除。分别为祁各庄镇冯兰庄的福喜庄园、秋葵农庄和祺颖果蔬专业合作社，陈家府5处违建及洼子村1处违建，其中就包括周树青和胡亚芳等数百名业主租用的大棚。
“早上6点40分，拆除行动开始，行政执法、公安、国土、卫生、消防、供电、潮白河经济开发区、祁各庄镇等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当地电视台对此次专项行动进行了长达4分多钟的报道，据称此次专项行动共出动500余名人员，动用20余辆大型机械，“强制拆除现场，大型工程车辆来回穿梭，紧张忙碌，推土机和钩车交替上阵，或敲击钢筋，或推拱墙壁，或掀扣房顶，彩钢板、墙体、门窗纷纷应声倒下，现场画面令人震撼。”
老“北漂”的安居梦
即将交工的房子应声倒下。百米外的王秀芸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5月28日，距离大棚交工还有一个多月，王秀芸雇了一辆车子，从北京运送了一批建材到大厂县的“秋葵庄园”。6点20分许，推土机和拆迁队伍还在奔赴秋葵庄园的路上，王秀芸一行人已经开始从车上卸货。
王秀芸和丈夫是河北深州人，在北京打拼多年。考虑到仍居住在老家的婆婆年事已高，她与丈夫在毗邻北京的大厂县租下一个占地面积为620平方米的“日光温室大棚”——其中包含了一定面积的配房，好让婆婆长期居住在此，方便他们照顾。
同样在北京打拼多年的江西人周树青，被业主们认为是“最惨”的一个。“28日大棚被扒了，有的业主27日还被叫过来交定金”，说的就是他。
周树青在6月5日的“集体行动”上表现出了不一般的号召力。
再次与政府协商无果后，百余名业主组成的车队，打着双闪、鸣着笛，沿县城大陆行驶。“头车”责任重大，开快了，后面的车就跟不上，容易被其他车辆“插队”；慢了，又容易发生追尾。
刚开始情况很不理想，还不时有人离队。在一个调头的路口，原本隐匿在队列里的周树青，发现自己成了“头车”。一调过车头，周树青面朝窗外，挨个和跟上来的其他车辆喊：“调头，鸣笛！再跑一圈。”
慢慢的，车队引起了行人的注意，一些人拿出手机对着周树青的车辆拍摄。
45岁的周树青有一个上初中的独生子。河北的大棚，原本是给自己养老住的。
5月27日，到“潮白7号院”看完蔬菜大棚和配房，周树青交了6万元定金。大棚看起来很畅销——周树青中意的那排房子只剩最后一间了，位于最边缘的位置。
但周树青很高兴，他当即打电话告诉儿子：“爸爸给你买了一个农家院。”
高兴仅仅维持了几个小时。
王秀芸记得是5月28日6点30分，她被一帮穿着制服的人要求离开农家院。此时，车上的货刚卸了一半，她和两个儿子、司机抢救了一部分货物放回车上，接着被驱赶着离开。
她站在不远处的田野里，目睹房子和大棚被摧毁。
“这些人统一的标志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小钱，大钱肯定没有。”潮白A20的业主刘静向记者概括大厂蔬菜大棚业主们的特性。
刘静认为，大部分租住蔬菜大棚的业主是“有一点积累”的北漂们，“零几年来的北京，慢慢熬到现在。租一个休闲一点、舒服一点的房子。”
不少业主向记者表述了这一看法：他们看中的是蔬菜大棚的低价和环境。他们否认自己是“有钱人”，“有钱就去买地盖别墅了。”“有钱会去河北租房养老？”
“我只有心痛和泪水，一辈子积下的血汗钱就没了。”胡亚芳说。
北京超高的城市密度以及高企的房价不断挤压着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们——尤其是“北漂”。面临退休者率先被迫逃离，他们“退而求”的选项之一，即北京周边如大厂县的大棚房。
与此同时，这些大棚房也吸引着“北漂”们的父母。相比儿女所在的北京或相隔儿女千里之外的故乡，这里更适合他们定居：花费尽可能少的钱、距离儿女尽可能近。
2015年5月21日，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首次发布北京环路人口分布数据。数据显示，北京市三环至六环间，聚集了1228.4万人的常住人口，占全市的57.1%；四环至六环间聚集了941万人的常住人口，占全市的43.8%；五环以外有1098万人的常住人口，占全市的51.1%。
“环路人口分布呈圈层向外拓展，即由二、三环内向四环外聚集。”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有关负责人分析。
统计数据发现，北京常住外来人口与常住人口在环路分布情况上基本一致，但向外拓展聚集的特点更突出。
七环成为老年周树青们和周树青们的父母的“理想居住地”，并非出于偶然。更为轻松的人口密度、与中心城区天壤之别的居住价格，使其成为那只膨胀、拥挤的沙袋的出口。
伴随鸣笛声，“头车”后座上的胡亚芳被人们看得浑身不自在，她叹道：“最无辜的就是我们这些业主了。”
押宝
“我的损失，比业主惨重多了。”
这场强拆风波中，李荣胜一千万元多万资金打了水漂——多半是业主交的钱，部分是他的投资，“各几百万。”
李荣胜是土生土长的冯兰庄人，也是观潮农庄的开发商，但相比“开发商”，他更习惯于被称为“地主”。
在成为“地主”以前，李荣胜是一名菜农，他成立了一个农业合作社，经营范围是蔬菜种植，苗木培育及管理。
一件事情激发了他的创业构想：一个亲戚家的孩子被鉴定为“弱智”。李荣胜发现，测定智商的卡片上画着各种城市里的事物。于是他反问智商检测机构的人员：“卡片上都是城里的东西，农村的孩子哪认得？你给城里的孩子看农村的东西，他们照样不认得。”
为什么不让城里的孩子也见见农村的事物？李荣胜有了“灵感”。
从去年起，他和妻子开始在农村收集“老东西”，比如犁、锄头……他的设想是，将收集到的东西摆放在一个大棚里，让城市里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参观，“几块钱或几十块一个人，收门票。”但由于资金问题，这个想法不得不暂时搁置。
很快，朋友告诉他一个周转资金的办法：建大棚。
在当地，农民或农业合作社承包农民土地后，盖大棚出租给北京人的成功案例不在少数。6月6日，记者在大厂县陈府镇陈府村发现若干处大棚，如玫瑰农庄、百合谷农庄、香格里拉农庄、紫园生态农庄……
庄园里密布着一排排整齐的大棚，每个大棚附带一间房子。房间前的土地俨然成了一个小院落，有的种着花草，有的架起了长廊。一些大棚已有人入住，也有一些在建的。
“有些大棚，人家都住了几年了。”李荣胜对记者表示。
他跟上了这阵风。
租完地，接着建大棚。土地在潮白河边上，“观潮农庄”倒也名副其实。为了让城里人注意到这个项目，李荣胜找到广告公司设计、分发传单，每成一笔就给提成。
这种小广告在北京漫天飞。
“潮白河私家庄园，潮白河畔400平米，独门独院，120平小别墅配房，跳高5米4LOFT房型，特价12.8万/套。”
“你可以没有一片森林，但一定要有一座庭院。”“现在的蔬菜瓜果您还敢吃吗？赶快到这里认养一块属于自己的有机无公害土地吧！”“离尘不离城，给您原生态健康的生活——一个比别墅更风情的地方。”
胡亚芳曾无数次在街上、高速公路上碰到这类传单，“天热的时候能接到好几张遮太阳。”传单最显眼的位置上是一个装修精美的房屋，标题毫不避讳地写着“XXXX农家院”——不是蔬菜大棚。
而这场风波的“红线”，正在于是否改变了农田的土地性质。
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
2009年，北京市就曾下令，要求各区县全部拆除违规农业生态园，停止占用耕地，并由市政府牵头突击强拆大型农家大棚别墅，对于变相搞房地产开发的单位和个人追究刑责。
李荣胜向记者坦承，除了一张农业合作社的营业执照，他未曾与村委会签订任何协议，也未曾经过获取任何政府批文。
他不认为自己需要经过这些进程，“就是他（业主）出钱，我给建棚。”
除了回笼资金，李荣胜还打了一个算盘：“押宝”。
“北京副中心到了通州，连带关系，这里不也……如果地要占了，政府不是要给我钱嘛？” 李荣胜说。
2015年7月14日，通州作为北京行政副中心的消息尘埃落定。此后，通州以及廊坊北三县房价一度快速上涨，到目前为止，廊坊北三县房价比去年同期涨幅高达一倍多。
押宝的人，并非只有李荣胜。一连租两个大棚的胡亚芳，其初衷便是，高价转租其中一个大棚。
合不合法，该不该拆？
为回应记者关于5月28日强拆事件的采访要求，大厂回族自治县政府于6月8日撰写了一份《大厂回族自治县关于依法强制拆除祁各庄镇违法“大棚房”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说明”称，为依法保护基本农田，同时为减少业主损失，制止不明真相的预购人上当受骗，县政府依法对9处违法建设的“大棚房”进行了强制拆除。
“说明”称，被依法强制拆除的9处违建“大棚房”的开发企业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后，违法建设“大棚房”，并在域外和网络上进行违法出租出售。这9处“大棚房”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条、《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
“说明”还称，在发现开发企业有违建行为之初，祁各庄镇政府就采取多种方式对开发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制止和劝阻，并以各种方式下达停工通知，但这些开发企业暗地里仍然违法建设。此外，从今年4月13日开始，部分流转土地的村民认为开发企业违反了土地流转合同中规定的土地使用性质，相继到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要求拆除棚房，取消流转合同，最后反映到国家国土资源部。
但李荣胜认为，违规是政府的“表面说辞”，其主要目的可能是征地。
5月31日，观潮农庄邀请业主“见面解决问题”的一条短信写到：政府修建高铁大厂站，需要占用观潮农庄土地，赔偿未果的情况下，政府进行强拆。
李荣胜告诉记者，4月份-5月底，曾有自称为天津高铁方面的人员前往观潮农庄进行测绘。由此他推测观潮农庄的土地可能会用于高铁站建设。
李荣胜所指的是京唐城际铁路。
京唐城际铁路为服务于京津冀地区的城际铁路。起点位于北京站，终点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唐山站，线路长约153.10千米。车站设置方面，全线共设置新北京东、燕郊、大厂、香河、宝坻南、鸦鸿桥、唐山7座车站。其中新建车站四座（大厂站、香河站、宝坻南站、鸦鸿桥站）。
对于强拆后的土地如何处置的相关问题，大厂县政府并未予以回应。
也许李荣胜押对宝了，但事情并没有朝他预想的方向发展。
“5月27日晚6点多，县政府给我来一口头通知，也没有书面的。说是违建，必须拆除。第二天一早就来了。”李荣胜说。
“如果遇到国家需要征收，有的地方定它为违法建筑，显然不符合法律依据。农民在这种地上建蔬菜大棚，不违法。而且这类大棚也不需要办理规范许可，显然地方政府的做法不符合法律依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执行委员王才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合作社建大棚出租给城里人是社会的进步。
国务院城市中心规划院院长王国华也视其为一种新型农业业态，“但还是比较初级阶段”。
“前几年我实地考察过，像这样的蔬菜大棚好处多多：第一，盘活了农村土地，很多农民的土地荒在那里，通过合作社建大棚，让外地人承包，盘活了土地资源。第二，这个问题法律上面没有禁止。虽然有一定面积的配房，但这是生产生活所必须。第三，这满足市场的需求，符合市场的规律。”王才亮认为，这类蔬菜大棚利大于弊，“政府应该予以引导，而非制止。这两年陆续发生了地方政府出于某种原因加以干涉的情况，这需要依法来调整。”
（应受访者要求，业主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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