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前，斯大林在给中共设计的战略，给毛泽东的各种批示中已表达得很明白，去谈判是对革命准备工作的掩护，主要是让美国人保持“中立”，也是给自己争取时间，在宣传上要高举“和平和民主”两面旗帜，谈判中要提出各种对方不能接受的要求（并长期在谈判桌上跟对方周旋，干扰对方的政治、军事部署），以利于揭露对方的“假和平真内战”面目；在解放区，坚持武装斗争不放松，扩大地盘；在国统区，利用新闻自由和结社集会自由从事“第二条战线”的合法斗争。在东北，苏联不仅把关东军武器库转移给中共，苏军以及被苏军控制的日本降军还帮助中共训练部队，修路筑桥，恢复军火生产。而国民党直到抗战结束才得到的那点可怜的美式装备，在武器和战略物资禁运下，没有汽油，无法更换零部件，缺乏弹药，根本就是一堆废铁。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典（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很多人都会记得，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提问时说，中国要建立的“自由民主的中国”，不仅要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且要实现美国林肯的三民主义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类似这样宣传自由、民主和宪政的言论，在抗战和其后不久的年代里，不时在《解放日报》等党的喉舌和多种媒体中出现。其数量之多，观点之鲜明，促使笑蜀先生几年前编了一本名叫《历史的先声》的书。但书出版后不久就被命令全部销毁。
当年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倡民主、自由、宪政，如果并不准备实行，那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这个疑团长期困扰了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不久前读了亚历山大·潘佐尖和斯迪夫·莱义合著的《毛的真实故事》这部传记性的英文原著颇有茅塞顿开之感。
在笔者涉猎过近些年来美英学术界研究毛泽东生平的若干著作中，这部书堪称得力之作。两位作者是美国的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他们充分利用中国大陆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以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己解密的大量档案资料，内容丰富扎实，分析和立论总体来说也比较客观到位。笔者的这篇文章主要要是介绍该书第20和23章的相关内容，希望能为解答上述疑团提供一些可供思考的材料。原书这两章的标题分别为：“西安事变”与“斯大林、毛泽东东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杭日战争期间，中共已成功地向世界展示，无论政治上或军事上，自己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很想接近和了解它，以便决定美国对中中采取何种政策。于是，它便向延安和八路军派出了美军观察组（UnitedStatesArmyobservationgroup），俗称‘迪克西使团”（DixieMission）。使团从1944年7月开始，到1947年3月结束。其成员分批来华，除延安外还到好几个解放区考察，到1945年7月底，使团的成员已达32人。其中主要负责人为美国陆军的包瑞德上校和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谢伟思。分别负责军事和政治分析。
包瑞德、谢伟思等人根据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与他们的谈话以及自身的观察，得出了以下结论并上报美国政府：
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可能一度曾以苏联为导向，但这似乎已是过去的事了。这些共产党人已经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和纲领符合中国的现实，他们正在推行多项民主政策，期望得到美国的赞许、同情和支持。
经济上，中国共产党人寻.求快速发展和中国的工业化，其主要日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经济水平。他们认识到，在中国目前条件下，这一任务必须在大规模的外援下，透过资本主义来完成。他们相信，唯一能给子这种经济授助的国家是美国而不是苏联。他们还认识到，为了提高效率和吸引美国投资，对美国的参与给予很大的自由将是明智之举。
结论：正如共产党领导人自己不断声称的那样，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友谊和支持比苏联的更为重要。
美军观察组的成员劝告美国政府改变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方针，并警告说：“一旦他们为了在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进攻面前存活下来，可能转而倒向苏联。”
美军观察组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在延安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外，主要是由于以下因素：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亲自出马和他们谈话，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和党的政策，其中包括对自由、民主、宪政和中国的前途等问题的看法和主张。毛泽东还不时公开做报告，回答西方记者提问。党掌握的媒体也都众口一词，围绕上述间题发表多篇社论和文章，并与国民党政权做对比。另外，美国的斯诺夫妇、史沫特莱，英国的尤特利和邦德夫妇（Claireand WilliamBand）等采访过解放区的记者、作家，他们的作品也颇有影响。用《毛的真实故事》作者的话来说，在许多美国人的眼里，“乖戾无礼的独裁者蒋介石和他的政权，已经不断在‘开明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和他的‘人民’政府面前频频失分”。
本书的两位作者认为，中国领导人的上述言行，只是斯大林玩的一场大游戏的一部分。早在1935年夏，斯大林因惧怕德国和日本侵略苏联，决定急剧地改变政策。其转折点是1935年1-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他通过共产国际，指使各国共产党人停止推翻本国的统治阶级，并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在西方主要是对付德国法西斯，在东方则是对付日本军国主义。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相应地改变了斗争策略。他努力使世人相信，从共产国际的七大开始，除苏联共产党以外，各国共产党不再为社会主义而一斗争，转而致力于建设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斯大林把它称为‘人民民主”制度。他深信，让各国共产党以民族的“民主”党派面目出现，更有利于它们战后掌控广泛的民族联合阵线，并伺机夺取政权。
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提出的新政策和策略，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立.即做出反应。就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期问，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表示愿同除蒋介石等少数人以外的全体爱国同胞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严厉批评了中共把将介石排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的政策，并指导中共推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从而形成国共再次合作进行全民抗战的局面。在抗战中，共产党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
1938年1月20日，斯大林指示季米特洛夫用共产国际执行局书记处的名义，就中共改变工作方针的必要性给毛泽东个人单独发出信件，要求考虑把“苏维埃制度”转变为“建立在民主基础的人民革命统治”。在《毛的真实故事》的两位作者看来，毛泽东后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与斯大林主张的“人民民主”制度实质上是一回事。
1943年5月，经过几年酝酿，斯大林决定解散列宁倡导的、活动了将近1/4世纪的共产国际，目的仍然是为了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相信，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不复存在。
为了在中国问题上误导美国人，斯大林施展了外交手腕，1944年9月初。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就对美驻苏大使阿弗利尔·哈里曼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培特里克·赫尔利说：“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全然并非共产党，……苏联政府现在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在1945年4月15日的另一次美苏高层会晤中，莫洛托夫当着斯大林的面，又一次重申了这一点。
据两位作者分析，斯大林当时希望争取的结果是，如果他和毛译东能使美国前后两任总统—即罗斯福和杜鲁门一一接受和支持毛的“新民主主义”，就像美军观察组所建议的那祥，中共就有可能逐步把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者“排挤出”权力中心，然后通过给国民党左派和自由派做工作，最终成功地夺取政权。
1942年，斯大林专门派出特派员马特诺夫去延安，当面指示毛泽东：以后你们要用“民主”这面旗帜和国民党蒋介石斗争，要面向西方，把延安的共产党色彩尽情褪去，以民主主义的土地革命者面目出现，要实施“分阶段斗争策略”，第一步先搞民主斗争统一战线，把共产革命放到最后。
关于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事，当然不是斯大林牺牲中共，而是伟大领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毛泽东早在抗战期间就想消灭重庆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是斯大林一直压制，告知毛，国际国内形势目前不革命，等到抗战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实力自然耗尽，再支持毛革命。
重庆谈判前，斯大林在给中共设计的战略，给毛的各种批示中已表达得很明白，去谈判是对革命准备工作的掩护，主要是让美国人保持“中立”，也是给自己争取时间，在宣传上要高举“和平和民主”两面旗帜，谈判中要提出各种对方不能接受的要求（并长期在谈判桌上跟对方周旋，干扰对方的政治、军事部署），以利于揭露对方的“假和平真内战”面目；在解放区，坚持武装斗争不放松，扩大地盘；在国统区，利用新闻自由和结社集会自由从事“第二条战线”的合法斗争。在东北，苏联不仅把关东军武器库转移给中共，苏军以及被苏军控制的日本降军还帮助中共训练部队，修路筑桥，恢复军火生产。而国民党直到抗战结束才得到的那点可怜的美式装备，在武器和战略物资禁运下，没有汽油，无法更换零部件，缺乏弹药，根本就是一堆废铁。
这样一来，中共就凭借“民主和平”赢得了宣传战，为自己在两条战线上争取到各种优势，外交上迷惑美国人，使其没有直接干预革命的借口，同时揭穿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解放军打下南京时，美国大使馆留下来尝试跟中共谈判，试图承认中共，而苏联大使馆却随着国民党南迁至广州，一直极力信守着“中立”和“不干涉”的“承诺”。
莫洛托夫说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人”，这当然是不真实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用“柏林危机”配合“国共决战”
1948年6月24日，苏军突然封闭德国西部和西柏林（美英法三国占领区）之间的所有水陆交通，并禁止对西柏林输送粮食和能源，史称“柏林危机”。“柏林危机”的起因，根本不是苏俄想把美国撵出西柏林，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全球大动员，配合中共即将发起的战略大赌注——辽沈战役。共产集团通过在中欧采取大动作，转移美国舆论，尤其是美国国会对中国东北战场的注意力。美国民主党杜鲁门政府在1946年春夏终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军事援助之后，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是不满意的，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苏俄在东北大力武装和支持中共，陷国民党的政府军于极端不利境地，美国国会强烈呼吁杜鲁门政府解除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武器禁运。
在这个政治背景下，莫斯科担心一旦发起辽沈战役，杜鲁门当局会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采取支援国民政府的行动（比如恢复军援.甚至美国空军参与运输和空投物资），这对中共的军事冒险将是致命的打击。为此，斯大林想出了“柏林危机”这个计策，而且取得成功。苏联的前克格勃将军苏多柏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是专门负责西方国家军事情报的，他在1994年写的回忆录《特殊使命（SPECIAL TASK）》里面提到：斯大林决定，要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挑起一场大的危机，转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注意力。1949年，毛主席在西柏坡对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说：“我们最衷心的感谢苏联对中国革命给予的巨大支援。”1949年5月12日：苏联宣布撤销对西柏林的封锁，柏林危机（大空运）结束。在长达11个月时间内，美国空军飞行次数共277，728次，空运货物211万吨，维持这个250万人口的城市的吃穿用度和燃料供应（油料和煤炭），还有余力运送烟酒糖果等奢侈品。就在杜鲁门政府欢天喜地宣布赢得柏林危机胜利的同时，中共也在国内的革命战场上高歌猛进，这无疑是对美帝天真本性的绝妙嘲讽。
斯大林在列宁基础上完善和丰富的一整套夺权战略和理论体系，在他死后仍然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只犯过一次错误，就是中国内战的布局成功，让他后来决策失误，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这种敌人公开的，赤裸裸大规模进攻的“阳战争”，美国是不会输的。但汲取这次教训，此后苏联再不用“阳战争”，而依旧改用以前的“阴战争”，应对这种战争，美国的政体和思维水平决定了他很难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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