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发展史上，19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52年秋，北大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先生与清华大学历史系原主任雷海宗教授，因为难以言说的原因奉命调离北京，移砚南开，南开史学从此奠基，走上了崛起之路。1952-1962年的十年，谨言慎行的郑天挺先生生活相对平坦，雷海宗先生则因言遇祸，生命终结。
文化“二周”“战国”声名
17岁考入清华，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和不少知识结构相对单一的学者不同，处于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期的雷海宗，很早即形成其中外兼修、意识超前、理论见的宏大学术格局。1927年雷氏归国，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
亲历中国百年变局，深怀爱国热情的史学家，雷海宗追问求索的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集中体现了雷海宗所借鉴“文化形态史观”的独特理论方法、“中国文化二周论”的文化思想及敏锐的社会批判意识，是其作为“战国策”派核心人物的重要作品。
雷海宗等强调的战时“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主张国共两党捐弃政争，全力抗战，支持战时建立“外表民主而实际独裁的专制政治”，主张先以集权御外侮，以后民主行建设，认为战时中国应该有“英雄崇拜”等观点——引起众多争论，也受到了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一些文化人基于政治立场的批判，“战国策”派的学术主张与文化思考，被视为“宣扬法西斯主义”和“为国民党张目”。
1943年1月，经史学家姚从吾反复游说、朱家骅亲书邀请，犹疑的雷海宗终于加入了国民党。1947年复员返平后，雷海宗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1948年1月，雷海宗入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初选名单，随后，他又被蒋介石列入“抢救北方学人”的计划中。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梅贻琦、刘崇鋐等多次动员雷海宗南下，雷氏陷入去留两彷徨的苦闷，但终未成行。但无论如何，在1949年后的政治气氛中，作为“战国策”派的代表性人物，雷氏因与国民党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被迫反复检讨，仍难洗污点。
“原罪”难赦移砚南开
共和国成立初，辞去系主任的雷海宗仍任清华历史系教授。1950年春季，雷氏被派往京郊参加土地改革运动。3月，被登记为反动党团分子，列为管制对象。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他写了一组批判天主教的文章，将稿费捐献国家。1951年3月，雷氏再被派往西北地区参加土改运动。4月，管制被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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