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革命终将吞噬她自己的儿女——法国大革命领导者维尔涅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判断一个政权是否准备稳定下来，最准确的标志，就是领导者是否开始清除或冷藏那些在其夺权过程中最具破坏力和威胁性的伙伴。
蔡英文上台后，随着绿营确立了绝对优势和蓝营的式微，在丧失了强大的政治对手之后，曾经被蔡英文鼓动起来“反马”、以年轻人为主的党外深绿激进力量，将变得愈来愈不可控，并将逐步成为蔡英文最严峻的政治挑战。而这个目前看来不可思议的痛苦结局，是群众政治的残酷本性决定的。
学运领袖陈为廷曾经用鞋怒砸苗栗县长刘政鸿，并以之为傲（图源：中央社）
历史事实证明，伟大的革命成功后，曾经对革命成功贡献最大的旧制度激进反抗者，往往会成为新政权的新敌人。
法国大革命时期，当布里索和罗兰夫人的吉伦特政权在巴黎市民的帮助下建立后，尽管自由的共和理想已经实现，但巴黎市民的暴动依然在继续，不久，吉伦特派被更激进者打垮；紧接其后的雅各宾政权则重蹈类似的命运。在其后的三十年里，巴黎市民的革命身份是不停变幻的，他们时而是保王党、时而是共和者、时而是帝制拥护者，但反抗的对象则毫无例外的一致——巴黎执政者。
同样类似的是：列宁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后，曾经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水兵和工人则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挑战者；大革命北伐战争胜利后，曾经的亲密帮手工会和农会，则成了国民党政权不安定因素的制造者；纳粹政权建立后，曾经为希特勒立下汗马功劳，以失业青年为主的冲锋队，则成为政治稳定的最大威胁。
酝酿出如此荒谬却惊人雷同剧情的原因，其实并无多少不同。那就是，驱使民众成为革命者的根本原因，从来不是他们嘴巴上最热衷于呼喊的口号。那些看似无私的道德标榜，不过是革命者掩饰内心利益索求的高尚借口。
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市民之所以屡次变成暴匪，并非出于对”自由“的渴望、也不是对”国王“的忠诚，更不是对”帝国“的豪情，而是面包和奶油的匮乏，这种匮乏一日不被缓解，革命的浪潮就不会停歇；俄国圣彼得堡民众在1917、1918年以各种名目，激烈地反对任何政权的唯一动力，就来自于对缺衣少食的憎恨；纳粹冲锋队之所以热衷于投入叛逆的洪流，并非因为“日耳曼民族”优越感，而是当时的德国缺乏容纳他们生存的工作机会，当这种局面没有被希特勒改善之前，他们对混乱的热爱就不会随着纳粹的上台而改变。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大众真正的欲望——切身利益的追求不被满足的情况下，大众的革命欲望是不会停止的。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的战友，就会逐渐变成现在的敌人。除非新当政者迅速认清形势，以无情的手段，敲碎曾经战友的脊梁骨，否则动荡将会持续。
这就是“亲密战友”往往被领袖们消灭的原因，也恰恰是拿破仑、列宁和希特勒，比巴拉斯、克伦斯基和艾伯特高明的地方。毕竟，对于政治家来说，稳定的秩序，远比战友之情来得重要。
同样，要理解台湾激进独立运动的出现，就必须看到在全球化经济秩序下，资本流通引发的工作机遇流失，对台湾南部产业工人和青年学生造成的严重冲击。
高雄的工业从繁盛变得凋敝，南部工人的收入从丰足变得羞涩。而台湾曾经的天子骄子，在四顾无路之后（因为企业搬走了），只能一窝蜂地冲到台北讨生活，并在冲高的台北房价面前变得绝望。曾经的美好犹如火苗般灼烧着失意者的神经，并使其愈来愈痛苦，愈来愈激进，愈来愈排外，也愈来愈反体制。
如果我们浏览一下那些强大激进台独力量的纲领，如“一边一国连线”、“台湾独立建国选举连线”等，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政治团体的主张，与其说在强调台独，不如说在主张毁灭当前的一切（直接台独或断绝两岸联系，这实际上打击的是台湾产业，激进者对此亦是心知肚明）。
这是因为，当前全球化的经济秩序，对台湾南部民众和青年学生的利益，造成的冲击最为严重，以至于他们对当前的一切充满愤怒，对产业外移过程中获利的工商业则愤怒尤甚。除非扭转这种局面，否则他们的怒火就不会被浇灭。在这种情况下，本土主义与其说是一种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借口。（类似可以参考车臣独立运动中的动乱）
可以肯定的是，蔡英文无法改变台湾对全球化的依赖，这是台湾做一个岛屿产业空心化的宿命。同样，激进台独对社会的不满也不会得到缓解，因为他们的内心切身利益诉求，在时代大趋势面前，几乎不可能得到满足。
国民党倒了，但太阳花的革命还将继续。不过，这一次，枪口对准的是战友。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