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话，居里夫人一家就是中国原子弹之母。20世纪上半页，世界科学界极富盛名的居里夫人，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的沉沦的祖国--波兰的眷念与情感迁移，对遭遇类似苦难的中国留学生给予了深切同情与倾心关注。
玛丽·居里（1867－1934年），190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图源：Getty/VCG）
玛丽·居里夫人，这位波兰的女儿，还有他的女儿、女婿，堪称中国补钙人。要是没有居里夫人一家对中国留学生的精心培育与科学引导，中国现代核物理与放射化学的成就几乎难以想象。严济慈、郑大章、施士元、钱三强、何泽慧、杨承宗等一批中国核科学的顶尖人物，要么作为关门弟子直接受教于居里夫人一家，要么在其领导的科学实验室工作，要么在科研甚至生活上也得到这家人的诸多照顾甚至极大帮助；就连中共领袖毛泽东等也直接得到这家人的赐教，而最终下决心研制中国原子弹。
手把手培养中国学生郑大章、施士元
1927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科学家严济慈，在回国前郑重地向居里夫人推荐郑大章到她的实验室工作。后来，郑大章送给严济慈的论文，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慕光兄教正。”“慕光”是严济慈的“字”之一。
正是由于严济慈的推荐，1929年秋，郑大章极为幸运地成为居里夫人的第一名中国留学生。作为居里夫人的关门弟子，郑大章直接进入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楼），在居里夫人的指导下从事放射化学研究。
居里夫人手把手地辅导郑大章做实验、写论文。在居里夫人悉心指导与帮助下，郑大章进步极快，仅1931-1932年的两年间，郑大章就有三篇论文在法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得以发表。1933年12月21日，以居里夫人为主席的巴黎大学理学院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郑大章的博士论文为“最优等”，论文的题目是《放射性矿物中钋铀比的稳定性研究》。郑大章随即获得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按法国博士学位分国家、科学院、大学三个层次，以国家最高）。
在居里夫人的指导下，郑大章还参与了里昂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郑大章的论文曾编为里昂中法大学论文第57册，封面“郑大章”为其签署。
居里夫人还想方设法帮助解决郑大章的生活困难。由于郑大章经济拮据，居里夫人分别于1930年6月、1932年6月、1933年6月，一共三次亲自给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写信，为郑大章申请延长奖学金。
1933年，在获得博士学位一个月后，郑大章以年迈的双亲常在梦中，故乡的河山时时萦怀为由，向居里夫人辞行返国。居里夫人则极力挽留她的这位中国籍高足，认为法国有一流的科研条件，今后可大展宏图。但在明了郑大章矢志报国的决心后，她也就欣然同意，只是让他在居里楼再工作一段时间。
后来，郑大章虽然不幸英年早逝（1947年去世，时年仅37岁），但郑大章的未竟事业由杨承宗继续。杨承宗曾在委托长子作的书面发言中说：“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启蒙老师郑大章先生，他不仅教我放射化学，而且身体力行，教我爱国的民族气节。”即杨承宗1947-1951年间也留学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直接受教于小居里夫人。
继郑大章就教于居里夫人之后不久，就在1929年的初冬，又有一名中国留学生施士元，也有幸进入巴黎大学镭研究所，成为居里夫人的学生，从事核谱学研究工作。
居里夫人一再试图使施士元明白，他所从事的，是一项有趣的但又性命攸关的工作。
施士元做实验时，她经常站在旁边，反复地提醒他必须注意的事项：不能用手去碰放射源，否则手指会被灼伤；接近放射源时，要用铅盾挡住自己的身体，要屏住呼吸，以防把放射性气体吸入体内。
有一个法国青年，身体强壮，工作也取得了进展，但因为没注意安全事项，吸进了相当剂量的氡气，患了急性肺炎，经多方抢救无效，不幸去世。这在巴黎科学界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一阵子法国青年无人敢到镭研究所工作了。
施士元的实验课题正是那位法国青年未完成的。施士元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是个游泳好手，屏气并做好防护工作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在镭研究所的四年中，由于不断得到居里夫人的指导，他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那时候，要想在法国《科学院院报》、《物理年鉴》等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是很不容易的，首先须经国家科学院院士推荐。在居里夫人的指导与推荐下，施士元的研究文章分别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
1932-1933年，施士元出色地完成了锕C元素的核谱测定工作。当时这项实验只有居里夫人的研究所能完成，而施士元是第一个完成这项实验的人。
1933年，施士元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的第二天，居里夫人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朴素的酒会。居里夫人用她的微笑扯起了这个中国年轻人归航的风帆。也许是归心似箭，也许是太年轻的缘故，当时兴奋奋之极的施士元竟没有留意居里夫人眼中的湿润和脸上的一丝淡淡的伤感。
时隔一年，居里夫人去世。施士元未曾料想，巴黎一别，竟成永诀。
恩赐科学器材与珍贵原料
1951年，杨承宗决定回国。回国之前，他接到先期回国的钱三强的来信。钱三强要他买一些和原子能有关的书籍、仪器和一台计数进位器，并设法带回国。当时，苏联给中国的是二进位的计数器，而法国已经有100进位的了，但对中国禁运。杨承宗在法期间一直跟随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居里做研究，伊雷娜·居里恰好与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白朗熟识。一天，趁白朗到居里夫人办公室谈事之际，杨承宗直接闯了进去。白朗不认识杨承宗，伊雷娜·居里不仅把杨承宗介绍给了他，而且说服他同意把世界上最先进的计数器卖给眼前的这个中国人。当时朝鲜战争正打得不可开交，法国可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一员。要没有伊雷娜·居里，杨承宗当然不可能拿到白朗的签条。
杨承宗如愿买到了100进位的计数器，可只有得到联合国军总部的批准才能把它带出法国。思来想去，没别的出路，他只能闯关偷运。伊雷娜·居里一定猜到他会这么做。她让助教法国人布歇士送杨承宗上船。开往中国的轮船从马赛港起航，杨承宗和家人在布歇士陪同下从巴黎乘火车到马赛，好在巴黎火车站对行李检查得并不严格，他们成功地登上了去马赛的火车。可马赛港的情况就不同了，旅客的行李要逐一检查。看到有个法国人专用信道，杨承宗让布歇士拎着装有计数器的箱子从那里登船，布歇士心领神会。分手前，布歇士递给杨承宗一张纸。展开后，杨承宗才看清这是一封以伊雷娜·居里助教名义写的证明信，证明杨承宗行李物品是他自己做实验的仪器，还特地加盖了法国第五区警察局的图章。凭着这封信，杨承宗才得以顺利上船，他所带的行李一件不拉全都带回了中国。这里面还包括10克碳酸钡镭的标准源。
杨承宗深知搞铀矿离不开镭的标准源，于是私底下去找实验室管镭源的同事。可他要的数量太多了，引起人家的怀疑，那人向伊雷娜·居里做了汇报。伊雷娜·居里问杨承宗：“你要那么多干吗？”杨承宗回答说：“中国大，地方多，你用一点他用一点，分开来就没多少了。”伊雷娜·居里笑了笑，没再说啥。要是换成别人，仅凭杨承宗这一两句话肯定无法蒙混过关。不是伊雷娜·居里好糊弄，杨承宗的用意，她哪会不明白？她是看破但不说破，可她丈夫就不同了。
一语点醒毛泽东
自世界上有核武器以来，毛泽东对核武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重大转变。转变原因有二：一是美国的核讹诈，二是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伊雷娜·居里的丈夫）对毛泽东的指点迷津。
早在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美国在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中吃了重大败仗，在此情况下，杜鲁门向中共发出恐吓。在1950年11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
杜鲁门总统：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记者：你说的“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总统：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用之于与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还就会发生那样的事。
杜鲁门还抛出了一句极为令人震惊的话，说他的战场指挥官将负责对核武器的使用。
尽管几个小时后白宫新闻办公室就发布了一份“澄清声明”，解释杜鲁门“并不是说已经决定要使用原子弹”。但是，杜鲁门的这番话还是飞快地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瞬时间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普遍认为，杜鲁门的话意味着，朝鲜战场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已经领受了总统的授权，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原子弹了。
毛泽东长期信奉人民战争理念，藐视核武器。此听到杜鲁门核打击的恐吓后，毛泽东仍然没把原子弹放在眼里，他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他（杜鲁门）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后来，美国还数次对中共进行核讹诈。但是，也就在朝鲜战争的隆隆炮声中，约里奥·居里（约里奥·居里本是法共党员）让杨承宗向中共传话。
1950年，当杨承宗决定回国并告知恩师伊雷娜·居里时，伊雷娜·居里暗示他去找一找约里奥·居里。约里奥·居里当时在法兰西学院做核物理实验室主任。得知杨承宗要回国，约里奥·居里直言不讳：“你回去告诉毛泽东，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呢，必须自己先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科学家嘛，钱，你啊，还有他的夫人啊，还有王啊……”
约里奥·居里所说的“钱”是钱三强，“他的夫人”指的是何泽慧。钱三强是伊雷娜·居里的学生，也曾在约里奥·居里的实验室工作过。居里夫妇跟钱三强夫妇自然很熟。回国后，杨承宗把约里奥·居里的这番话转告给了钱三强。钱三强认为约里奥·居里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最早发现核裂变的第一步正是居里家族，但他嘱咐杨承宗别再外传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龚育之曾专门找到杨承宗核实此事，原来，钱三强早就向中央做过汇报了。
也正是1950初期世界政治军事格局的巨大变化，加上美国的核讹诈，以及约里奥·居里的传话，导致并促使毛泽东下定决心：必须研制和搞出核武器。
为此，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随后，在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正式表态：“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1964年，随着中国第一声核爆的炸响，中国拥有了核大棒，中共再也无惧核威胁与核讹诈了，并奠定了中国后来在联合国五常之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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