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一共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经济的四大困局，一篇是中国社会失序的根源。都值得大家细读。从2014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世界GDP总量超10万亿美元俱乐部了，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中国。但是这个老二，如今面临很多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更是指出，中国社会失序的最主要根源在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没有边界。政治权力站在经济利益这一边，导致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失衡。
本文为何清涟在加拿大温哥华“咸氏国际论坛”的公开演讲
道路没有永恒的平坦，人生没有不变的常态。悄然回首四年的大学生活，晨曦与泛星可以为证，图书馆和自习室也曾见证，其实每一个人的大学之路并非轻松，并非坦途。我们每个人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面对困难，面对挫折时，我们应当敢于拼搏，勇于攀登，不应该自暴自弃，怨天尤人，更不应该生活在那自己所幻化出来的五光十色的自我解脱的肥皂泡中蹉跎岁月，虚度自己的青春年华。“苦耕春前片片土，笑采秋后粒粒珠”，只有耕耘，才会有收获。其实成材就是追求的跋涉，成人就是求索的历程，只有经历过了苦难的砥砺与磨练人生才能逐步走向成熟，走向完美，才能让青春无悔，让年华无愧!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经历了2001-2010年的十年辉煌，终于无可挽救地陷入衰落。最新报道是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间东莞出现第二波企业倒闭潮，据说去年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有不低于4000家企业关门。
世界工厂衰落的转折点是2008年，从2008年至2012年，公开的数字是，东莞有7.2万家企业被关闭。现在，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东莞企业大量倒闭，标志着以透支生态环境与劳工生命成本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在此之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按照官方说法是投资、外贸、内需，如今这三驾马车齐齐死火，今年一季度，外贸增速同比下降了15%(而11月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更曾跌至500点以下)，表明外贸这驾马车再也无法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过去20多年以来，房地产一直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从前年开始，高度泡沫化的房地产业陷入停顿，虽然政府、企业努力撑住房市不让下滑，但房地产带动的几十个上下游企业却陷入全面产能过剩。比如离房地产最近的钢铁业、水泥业产能过剩高达30%左右;距离较远的地板、家具、纺织业等相关产业也严重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危机，被比喻成“中国经济的核威胁”，即像核弹一样，随时可能引爆经济危机。
上述问题预示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无望。所谓经济结构调整，不是政府想调整就能够调整到位的(好比楼房，结构岂是可以随便调整的?)。早在2005年，广东省就开始号召腾笼换鸟，想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引进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结果是笼子空了，旧鸟离笼，新鸟没能进来，目前是珠江三角洲产业空心化。
世界市场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低端制造业，中国产能过剩，房地产绑架GDP，刺破泡沫意味着GDP大跌，谁也没有勇气。这是第一大困局。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失业问题一直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剑。1960年代中国就存在严重的就业困难，当时城市年轻人大量上山下乡，能招工、参军就是好出路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世界工厂的辉煌时期，也还存在大量失业人口，比如农村过剩劳动力高达1亿多。目前世界工厂衰落，失业问题就更严重了。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公布的城市登记失业率都不高于4.5%，这个数据不说明中国真实的失业状况。
第一，这个数据只计算了城市中去政府部门登记的人口，没有登记的不算在内。
第二，这个城市登记失业率将农村的失业者排除在外，而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数量相当庞大。排除了这两部分人的统计数据，本身就有严重遗漏。
目前，中国失业大军由四个层次的失业者构成。
一是农村过剩劳动力，随着世界工厂的倒闭，大批农民工返乡，失业现象严重;
二是外资白领，随着大量外资撤出中国，不少原来薪资优渥的白领失去工作;
三是失业大学生，由于学校里要求大学生提供就业证明才发放毕业证，学生被迫想方设法让父母或者亲戚单位提供假的就业证明，学校提供的就业率已完全失去了意义。
四是城市中那些初、高中毕业后长期在家待业的青年，这些人，中国媒体将其称之为“啃老族”。
中国的失业者到底是多少?有两个数据可供参考。前总理温在2010年3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公开宣布：中国失业人口有2亿。另外一个数据由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提供。今年1月林毅夫在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表示，由于工资上涨，中国将有1.24亿人的制造业岗位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4亿，一旦失业人口达到3亿，真实失业率相当于32%。
劳动力数量庞大，市场却饱和，同时大量机器人进入各行各业，对劳动力的总体需求下降，使就业成为第二大困局。
中国的环境污染是立体化的，即水(江河湖海)、陆(土地)、空(空气)全面严重污染，这方面资料很多，只谈资源危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约束，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各种矿产，还是作为生活资料的粮食，中国都对外依赖严重。
石油号称“经济的血液”，中国现在60%以上依靠进口;铁、铜、锌等各种金属矿，对外依存度也都比较高。总之，中国经济安全严重依赖外部因素。民以食为天，仅以粮食一项来说，中国农业人口占60%，但粮食自给率到2014年已经降低至87%，三大主粮如大豆、玉米、小麦都依靠进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撇开因为土地污染导致的粮食污染不谈，仅就量上来说，中国有接近2亿人口的粮食依靠进口。这就使中国的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粮价的波动连在了一起，只要有天灾人祸，比如战争等使产粮国减产，中国粮价就会上涨。
关于粮食对外依赖严重的不安全性，20多年前美国生态环境学者布朗写了篇《谁来养活中国》，提醒中国注意粮食安全，但是中国却将这个研究报告当作“反华势力抹黑中国的阴谋”，是“中国威胁论”，大批特批，批了好几年。近几年意识到粮食安全终于成了问题，对布朗态度有改变，曾邀请他来中国演讲，但最终还是接受不了人家许多观点，于是又冷了下来。对布朗这位学者态度的冷热变化，说明在中国讲真话很不容易。
资源危机将会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便发生新的技术革命，大幅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资源问题也不是短期能解决的。
中国的总债务规模，前年据外国投行估计，高达中国GDP总量的168%(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5年5月8日公布最新报告，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GDP的282%)。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个人债务，大部分是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其中以地方政府债务居首，约有20万亿。
以前上报18万亿是少报，官员有政绩考虑。据国家发改委官员李铁所言，地方债务上报数(18万亿)不及实际债务的一半数额，他们在地方调研时，走了十几个城市，地方反映说只报了10%，有些报了20%、30%。上报数超过实际债务50%的几乎没有，因此这18万亿只占实际债务的30%-50%。对此，中央政府比较在意，2014年9月曾颁发“43号文”，让地方政府在2015年1月5日前将债务如实上报，暗示将由中央拿出钱来，为地方偿还部分债务。
原来担心头上乌纱不稳，对债务尽量瞒报少报的地方政府看到了希望，“诚实”上报，海南省还公示债务，结果是地方债务瞬间爆发式增长。财政部一看各地上报的数额，发现这“父爱主义”不能发挥，只好于今年1月下旬再度下发文件，宣布上报不合格，打回重报，还是限定在原来的20万亿左右。
现在的办法是，地方政府上报的20万亿债务，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单，部分由市场承担，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地方政府赖帐，如果引发群体性事件，省里象征性地承担一些以平息事件。
由于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没找到新的生财之道，这个巨大的债务泥潭，令中央政府头疼。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如何进行新的利益分配?地方政府已经毫无筹码，中央政府会让步吗?这是第四大困局。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除了债务危机之外，还有正在升高的坏帐率，以及超发货币形成的巨大流动性过剩。
先谈银行坏帐。目前出现的是改革以来，由房地产烂帐引起的第三次坏帐高峰。第一次坏帐高峰是在朱时代，从1998年开始，中国处理最初剥离的1700亿美元用了长达六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前清后欠”，清理了部分旧的坏帐，又形成了更多的新的坏帐，使中国银行海外上市受到严重阻滞。中国政府干脆采用了一个“聪明”办法，成立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将这些不良资产即坏帐“剥离”后划到这些公司的帐面上，不影响银行帐面观瞻。其中部分不良资产打包卖给了外国投资公司──外国公司为什么要买不良资产?那是因为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当时对它们来说是个谜，想通过购买不良资产摸清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情况。
第二次危机是在温时代，银行坏帐又积攒了8000多亿美元。为了到美国上市，能够通过美国证券市场的“萨奥法案”(全称Sarbanes-Oxley Act，简称SOX法案，美国国会2002年7月通过)，中国不得不雇请好几家声誉很好的美国评估机构帮助审计，如安永、普华永道等。当时美国证监会主席是美国资深政治家考克斯，对中国没有什么好感，把关很严。这些美国评估机构在审计中发现中国银行系统的状况太糟糕，估计很难通过，建议这些银行到香港上市，不以华尔街为目标。中国邀请十几家外国银行如瑞银、Citibank、美国银行、新加坡淡马锡等到中国银行做“战略性投资者”，允许其合约期满后退出。有了这些合作伙伴做包装，中国四大银行在香港和中国A股市场上市后卖得很好。这几只大旗舰一上市，曾占A股总市值一半以上，吸纳了不少资金，外国银行赚到盆满钵满，2007年后陆续退出。中国政府处理银行坏帐的本事，让外国同行目瞪口呆。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各国艰难应对，即使是美国，最后也不得不让百年老银行雷曼兄弟破产。面对此情，《华尔街日报》有位专栏作者想起中国政府处理银行坏帐的“高招”，写了一篇调侃文章《党支部空降华尔街》，称应该请中国来处理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成立资产公司，剥离银行坏帐，让坏帐在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帐户上转了几次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来谈中国的货币超发问题。近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依靠超发货币。这些年来，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2003-2013年的10年间，基础货币增加88万亿元人民币，外汇资产增加了3.4万亿美元。
在投资兴盛时期，超发货币的负面效果还不明显;近两年投资减缓，结果导致国内储蓄增加，游资增多，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困境。由于冲销工具极少，深谙中国金融情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终于筹思出一个冲销办法，这就是他于2010年11月在财新峰会提出的“池子理论”，大意是：为了应对短期投机性资本即热钱流入，要加固防洪堤;对已经进入国内的热钱，要筑好蓄水池。周小川筑的“池子”究竟是什么呢?通俗一点讲，一个是房地产，用房地产筑池子，圈住流动性。这就是中国房价节节上升，高居全世界之冠的原因。有人曾写文章，戏说北京一地的房地产变现后，其数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就用股市做池子，圈住流动性，一旦股市下跌，市值蒸发，流动性就大大减少。
中国发了这么多钞票，但从基本生活用品来看，通胀率似乎不高，主要是因为消费物价指数(CPI)当中没将房地产计算进去，美国是将房地产价格计入CPI的。如果房地产价格上涨被计入CPI，中国的通胀率会相当高。
现在房地产市场下滑，就用股市做“池子”，股市的暴涨暴跌会暂时消解金融危机。这个方法比国民党发行金元券搞币制改革高明，国民党发行金元券等于是硬抢，因此国民党在遭遇政治失败、军事失败的同时还遭遇财政崩溃。而股市是让股民自己入套，输了也没法怨天尤人。不过，前几年国内《了望东方周刊》发表文章《红色经济学家冀朝鼎》，谈到向宋子文献币制改革之策的冀朝鼎是周恩来派去的卧底，在关键时刻出了这么一招，加速国民政府的垮台。
近20多年来，中国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度集中的不平等状况。
北京大学中国社科调查中心曾发布一个《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其中有几个数据：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想读更对此类好文请加微信：ZXC150804这样的财富集中状态，这么高的基尼系数，放眼全球，唯此一家，连非洲最烂的国家津巴布韦都没达到这种不平等状态。因此，中国的低收入阶层，也就是穷人，几乎占人口的60%左右，一个穷人太多的社会，一个没有上升通道的社会，是一个不可持久的社会。
郑永年：中国失序根源在于政治权力站在经济利益一边
中国社会失序的最主要根源在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没有边界。政治权力站在经济利益这一边，导致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失衡。
改革开放一开始，执政党就把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这是大势所趋。那个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经济资源极度匮乏，社会不同群体之间陷入政治恶斗。改革就是要抓经济工作。这个改革策略非常正确，为社会提供了无穷的动力来追求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数亿人脱离贫穷，并且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不过，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政府是其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学术界把东亚经济体（包括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称为“发展型政府”，即政府主导和引领经济的发展。和这些经济体相比较，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要推动经济发展，政府不得不站在经济这一边，也就是和资本、企业家（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结成紧密的关系。这样就产生了人们所说的“权势一体化”或者裙带资本主义的局面。权势一体化不仅导致了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失衡，而且也导致了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
不难看到，我国的早期改革者并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导致把经济政策简单地应用到社会领域，从而使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货币化。自由派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闯入了我国的社会领域。
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只有在经济领域发生作用，主要表现在政府推动的私有化运动。但在很多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社会抵制，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住房都没有能够私有化。社会领域没有被强行私有化，主要是因为民主机制的存在，人民用选票否决了政府的私有化计划。这在撒切尔当政时期的英国表现尤其显著。在当代，新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导致了政府对金融领域缺少监管，从而酿成了危机。在我国，新自由主义有了不同的命运。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则不一样。
我国（新加坡）社会没有抵抗能力，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权力的扶持下很快就进入了诸多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在任何国家，这些领域并没有被视为是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企业，都是要求政府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这些被视为单纯的经济企业，成为暴富领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医疗部门率先引入经济政策，医院成为暴富领域。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对付危机，有人建议教育的产业化。尽管政府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但实际上中国的教育从此之后走上了激进的产业化道路。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政策导入了另外一个社会性很强的领域，即房地产。
改革、发展、稳定，这应当是中国所追求的良性发展道路，但现在的情况是，发展越快，社会越不稳定。为什么？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政府是通过破坏这些社会领域而追求发展的。在任何国家，如果医院、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成为暴富的领域，这个社会肯定是不会稳定的。在权钱结合面前，社会没有了任何权力。没有政治权力的合作，新自由主义不会在我国的社会领域如此快速蔓延。我国社会一直在抵抗着社会的被市场化和货币化，但一旦政府站到了资本这一边，社会便没有了任何有效的反抗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资本还是权力，都是通过 GDP 主义这一巨大的动力机制摧毁着我国的社会秩序的。GDP 主义就是社会的经济数据化。政治人物需要 GDP 数据，企业家需要GDP数据，经济学家、律师、教授等社会阶层需要GDP，就连一般社会成员也需要 GDP。
在一个以钱为本的社会，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缺少了经济数据，就变得毫无价值。医生可以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止治疗、律师可以为了钱而出卖灵魂、普通人因为担心被索取金钱而不敢扶起倒地老人、教授为了致富而把学术和教育当成了副业，等等，中国所特有的社会现象都是各种变相的 GDP 主义的产物。
但是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社会便是毫无道德秩序可言的。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普遍经历着的极度不信任、极端恐惧、极端孤独的终极根源。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一旦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社会道德和信任就会变得毫不相关了。
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上，市场和社会领域的相对分离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种分离使得人类能够逃脱泛道德化的社会行为，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但另一方面，社会也必须受到保护，经济和社会必须有一个边界。如果经济领域可以也必须加以市场化，甚至必要的货币化，但社会领域则必须也可以拒绝过度的市场化和货币化。
无论在哪里，这种边界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无论怎样的社会，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没有这样一个边界，社会秩序和道德解体危机必然发生。（本文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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