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流行音乐在中国乐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末，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大批天才的本土音乐人以及他们的杰作，铸就了香港流行音乐的无上荣光。
2003年黄霑（右一）在《狮子山下演唱会》纵情高歌（图源：VCG）
即便是不懂粤语的人，也能够被那一曲曲动人旋律深深打动，继而细细翻看歌词，不由赞叹词作者的才思卓绝，陶醉其中，久久回味，很多中国内地年轻人的“粤语启蒙”都是从学唱香港流行歌曲开始的。
在香港乐坛的星河中，黄霑无疑是最闪亮的一颗。
一代词宗
单凭《我的中国心》和《上海滩》就足以奠定其词宗地位，更不消说《沧海一声笑》《倩女幽魂》《铁血丹心》等名篇，一首《狮子山下》更是被视作香港的“区歌”。
“沾叔”一生创作歌曲多达2000余首，有华人的地方，就能听到他的音乐，不禁让人想到“奉旨填词”的柳三变。
黄霑词曲兼能，才情似海，与金庸、倪匡、蔡澜并称“香港四大才子”，与乔羽、庄奴合称“华语词坛三杰”。
如果文风与人格可以相分离，那么黄霑绝对是一个反例，他是地地道道的文如其人，洒脱、豪放、傲然、爱恨澄明，快意恩仇。
在他身上，既有英凛侠客似的气贯长虹，也有登徒浪子般的玩世不恭，爱之者爱之切，恨之者恨之固，做人能如此纯粹彻底，也算是成功。
所以，黄霑能被奉为香港词坛“教父”，并不是流行、娱乐这样的词汇能够解释的，人们敬重的是他的真性情，和他歌词中承载的的香港精神、家国气魄。
所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黄霑的“癖”在于对文艺事业和女人的迷恋，他的“痴”在于对爱情的坦诚和偏执。
在前妻怀孕期间发生婚变是他人生最大的污点和痛处，这些情绪都浸润到他的词作中，让文字更加饱满和充盈。
犹难忘，2003年《学者灵芝狮子山下演唱会》，那是黄霑最后一次公开演出，也是他人生的最后振翅，罹患晚期肺癌的他拖着病体，在香港最艰难的时刻，用自己的影响力号召群星一起来为香港人民提振士气，这是血性浪子和无情君子的区别，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他的深情和真气。
2004年11月黄霑辞世，两万多人自发为其送行，一代词宗就此别过。
林黄双壁
当今的香港词坛，基本由林夕和黄伟文（Wyman）二人垄断，两人都非常高产，作品传唱度极高，其中不乏颇具文学性的佳作。
林夕词风细腻熨帖，柔动似水，有点温庭筠的感觉，作品多以描状男女情爱为主，由于他本人研读佛经的原因，词句中常常泛出禅意，像是一个尘缘未了的出家人。
他喜欢将“英勇”一类的大词用在爱情上，通过反差营造情感冲突和个体的痛苦，效果如何，见仁见智，不过他也戏称自己是“小眉小目”，写不了磅礴文章。
黄伟文被中国大陆听众熟知应该是从《浮夸》开始，但其实在之前他已经成就了得，熟悉陈奕迅、杨千嬅、黄耀明、王菀之等歌星作品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黄伟文，他的词作充斥着魔幻色彩，这主要由于他对意象和动词的选用，他对人与人之间复杂情感的把握十分精准且独到，将其用看似松散随性的笔调缝合后，恰恰能给予听众最强的认同感和唱咏的快感。
在魔幻这一点上，Wyman很像诗鬼李贺。《那谁》《沙龙》《倾城》《亲爱的玛嘉烈》等等并不流传甚广的歌曲，都有着很高的文学性和艺术价值。
尽管两人都是天才式的人物，但与黄霑相比还是有很大距离，两人更像是巧夺天工的匠人，而不是仙风道骨的大师。
歌词之为艺术
如果说文学在当下常托身于电影以谋求自我实现，那么流行歌词也许正是诗歌的流放地。
歌词应该是艺术的，应该具有文学性，对香港词坛的寄望正是因为在那里还残留一丝艺术气息，这在中国大陆早已绝迹，取而代之的是下三滥的恶俗之作，臭不可闻。
作为艺术存在的歌词是浮动于上层建筑之中的东西，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应，歌词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现象出现，是一个社会存在的一般状态。
香港词坛凋敝的现状与其政治、经济因素有着深层次的关系，经济衰退，风光不再，从黄雨伞到铜锣湾书店，从纪念六四到何韵诗事件，在矛盾中成长的香港新一代，如何还能写出黄霑一样的词章。
人们希望德国的文艺狂飙运动会发生在香港，实现文艺对政治和经济的“僭越”，但眼下看来希望渺然。
叹狂澜孰挽，黄霑之后再无黄霑。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