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走完了真诚勇敢人生路

钱文忠／文艺理论家、思想家王元化去世，他青少年时就投身中共革命，却始终心怀追求人性美的精神火种。五十年代胡风事件中，他因仗义执言而遭严重迫害。他带有传统贤士大夫的傲岸风骨，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上的独立性。

中国文艺理论家、思想家王元化因患肺癌在上海住院，从昏迷中醒来--即使在短暂的清醒时刻，他也坚持要与探望者说几句。我朝病榻低下头，问‘还认识我吗’？王元化一个字一个字说：‘你是忠、文、钱。’在这一刻，他仍然幽默地调侃我，可是周围无人不热泪盈眶。五月九日，王元化生命之火熄灭，终年八十八岁。

王元化的一生在我眼前浮现，而我总也忘不了一九四二年，二十二岁的王元化在中共华中根据地，负责文委工作的情形。这一年，毛泽东如雷贯耳般地宣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王元化却在党内会议上表示不同意毛泽东‘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

上世纪四十年代，王元化敬仰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称他的战斗‘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信仰’；他‘不是要创造“物质世界”领域中的现实，而是要创造“精神世界”领域中的现实’。

王元化投身中共的地下工作，为理想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文学创作、文艺评论都针对旧世界的批判。可是，他从小受到基督教传统熏染，心灵中被播下爱世人、宽容、追求理想、渴望人性美的种子。

王元化没有像绝大多数的‘五四的孩子’那样，排斥乃至摒弃传统，所以他身上也带有传统贤士大夫傲岸风骨的烙印。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思想的独立性。

王元化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已经认识了左翼文人胡风，但交往并不多。当时党内负责人说胡风有严重政治问题，王元化表示缺乏证据。在筹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时，王元化举荐文学青年张中晓，后又出版了两本胡风著作。一九五五年四月底，张春桥出任上海文教书记并成为‘反胡风专案组’成员，立即将王元化隔离与幽禁。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曾表示，王元化是‘党内少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之一，如果他肯承认公布的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属于反革命性质，尽量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王元化同志仍坚决拒绝，结果戴上“胡风反革命分子”帽子’。

但是，公道和正义感并没有在人心中死绝。王元化在连生存都几乎成为问题的环境下，以常人难以想像的坚韧意志，在根本不知道自己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是否还有出版问世的一天的情况下，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埋头于思想与学术、思辨与反思的海洋里。事实上，这些文字的发表也都在十年以后了。在困厄的日子里，王元化还和夫人张可一起，共同翻译了几十万字的西方莎剧评论。

王元化一九七九年获平反后，任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文学卷》分编委副主任。八一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后再连任一届。八二年，当选中共十二大代表。八三至八五年，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从部长位置上退下来以后，王元化学术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高潮。可是一九八三年，王元化也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波。他去天津与王若水、顾骧共同协助周扬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讲话稿《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并由他统稿。周扬坚持将王元化已经发表的关于知性问题的意见写入文章，以表示自己的赞同。文章发表了，竟由此引发了一场‘反精神污染’运动。

王元化撰文对‘有人提出一种新观点或论据，于是群起袭用，既不注明出自何人何书，以没其首创之功，甚至剽用之后反对其一二细节加以挑剔吹求，以抑人扬己’的恶劣学风，痛加抨击，认为‘必须痛加惩创，杜绝流传’。

戏剧评论是王元化一直感兴趣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文革样板戏居然重新作为革命宣传与教育工作工具而被提倡，王元化发表《论样板戏》，尖锐地指出，‘样板戏是“三突出”理论的实践，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所表达的那种个人崇拜根本就蕴含著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实质’。文章发表后，得到广泛的支持。

与此同时，王元化主编的《新举蒙》文丛，也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波的源头，是‘与四项基本原则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所以越演越烈’的重要原因，指责《新举蒙》‘具有机关刊物性质’，构成了自由化的‘核心内容’。其实，《新举蒙》的宗旨已由第一本丛刊的‘编后’中明确表述了：‘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贵，不媚时阿世。’

八九年三月，王元化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撰写了序言，顾准其人其书，尤其是他的经历和思想，一直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和尊敬。进入九十年代后，王元化在学术界倡导并深入反思，‘我也一样觉得自己思想光亮太少。我实在觉得中国人民多灾多难。论聪明，论才智决不后人。百余年来，仁人志士为此家国，舍身忘己，忍大苦难，仍无法力挽狂澜，促其新生。瞻望未来，茫茫不见光在何处，每念及此，不觉悲从中来。’九三年，王元化撰写了长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对现代思想史起了纠谬补缺的作用，而且还在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上提出许多值得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的问题。

一九九三年，王元化针对‘学术出台，思想淡化’的说法，提出了‘多一些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意见，受到学界的欢迎与赞同。五四是作为‘五四之子’的王元化反覆思考、反思、再思考的问题。九七年七月，《文汇读书周报》刊登《关于五四的思考》。文章全面地表达了王元化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新看法。文中指出，民主与科学是否可以作为五四主流还值得探讨，而近年来受到广泛注意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实是五四的一个重要特征。

评说五四的功与过

王元化认为，五四的思想成就主要是‘人的觉醒’。而当时流行的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对于中国的文化建设越来越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五四反传统具复杂性，它不是全盘反传统，对诸子、民间文学还是肯定的，开辟了文化建设的新领域，但是将精英文化和士绅文化视为必须打倒的贵族文化却带有很大片面性。

王元化离开了我们，在此谨引用一段他于一九八八年答康桥国际传记中心问时所说的话作为结束：‘我希望于将来的是人的尊严不再受到凌辱，人的价值得到确认，每个人都能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我期望于青年的是超越我们这一代，向着更有人性的目标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