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是因为美国武器禁运丢掉大陆的吗？

有观点认为，1946-1947年美国对国民党的武器禁运严重地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并导致国共战场的力量对比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比如当时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黄仁霖就回忆说：“由于美国禁运军火，我们立即发现我们由美国顾问用新式装备所训练出来的新兵，因为他们的军火消耗无法补充，无怪乎有若干师军队因为没有军火可资抵抗，而不得不向敌投降。但在共党军力方面，则由于苏俄在抗战胜利之后，将其所掳获的日军堆积如山的军火，全部转手供给了他们，而日益壮大了。”

蒋介石在办公室留影（图源：中华民国总统府网站）

禁运禁不了军阀混战

1917年，段祺瑞意欲废除临时约法，南方五省展开护法运动，中国陷入南北分裂和内战状态。此后两年里，日本是训练中国军队和供应武器装备的唯一强国。1919年，英国鉴于中国内战迟迟不得消停、影响其在华权益，同时也为了打破日本对华军火垄断地位，与美、法、俄、意、荷、比、西、葡、丹麦、巴西诸国联手达成了对华禁运武器协议，共约在中国成立为各省承认的统一政府前，禁止各国国民向中国出售军火及制造军火之器料。日本虽然不愿加入该协定，但当时由于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影响，中国反日情绪高涨，而且如果日本不参加禁运的话，英法美等协约国有大量一战剩余军火可以廉价对华倾销，所以日本也只好勉为其难加入禁运。1919年5月5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提交了相关照会。此后列强不但不与中国内战各方签订武器销售合同，甚至连以前合同的交付工作也搁置下来。直到1928年东北易帜，中国名义上宣告统一，列强驻华使节团才在1929年4月宣布解除禁运。

中国军阀混战时期的普遍现象是兵多枪少，中国军队人数从1916年的50万增加到1928年的200多万，因此军阀们普遍“爱枪不爱兵”。当时中国虽然每个省都有一家兵工厂，但只有汉阳、奉天、太原三家兵工厂的武器能满足当地军阀的需要。因此禁运令开始实施后，很快导致中国国内的军火价格飞涨。有资料称1920年一颗步枪子弹在青岛卖到了银圆1元（0.63两白银），一把法国造左轮手枪连100发子弹在上海卖到150块银圆，是法国马赛价格的19倍半。

对华出售军火利润巨大，自然遭到众多洋行的觊觎。禁运协议本身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漏洞：像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这样的大国，都不是该协议的成员国。1919年《凡尔赛和约》第170条禁止德国出口军火武器，第179条禁止德国公民以军事资格受聘于外国。但是由于协约国监管不力，这两条规定很快沦为废纸。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仅1925年一年，由德国商船运进中国的武器价值就达1300多万马克，占全部外国武器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张作霖奉系军队的大多数先进武器是从1923年开始从德国购买的，还得到了德华银行的贷款资助。

有一种说法认为，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德国毛瑟公司生产的毛瑟“驳壳枪”之所以在中国广为流行，也是拜列强军火禁运所赐，因为手枪不在武器禁运之列，于是驳壳枪这种可以连发的全自动武器以手枪的名义大量进入中国。但实际上1919年英国公使朱尔典递交给北洋外交部的照会（即武器禁运令）原文提到的是“arms and munitions”，即武器和弹药，并没有将手枪排除在外。而且老款的毛瑟C96手枪只有半自动功能，能够自动发射的“快慢机”驳壳枪是20世纪20年代末西班牙温塞塔公司设计出来的，叫恩斯达（Astra）900型，1932年由德国毛瑟公司正式生产，定名为M712Schnellfeuer（德文“速射”之意），此时距列强取消对华武器禁运已有3年。

武器禁运时期在中国流行的驳壳枪是毛瑟公司在德国战败后生产的M1921型7.63毫米短管枪，能装10发子弹，具有射程远、射击精度高等优点，因此受到中国军阀的欢迎。上海、汉阳、巩县、青岛、沈阳、大沽、长沙、衡阳等地的兵工厂都曾经仿造过该型手枪，民国十七年（1928年）阎锡山在山西太原兵工厂也仿制过，叫“一七式”。但总的来说，1927年之前中国对驳壳枪的采购量并不高，只是在开发出二十响“快慢机”之后才大量购入。据德国礼和洋行南京分行经理丁福成回忆说，他在1931-1937年间曾从西班牙进口过几千枝恩斯达驳壳枪，价格比德国毛瑟同款手枪便宜一元七角，但由于质量不高，仅购进了一批。

20世纪20年代另一个不受列强对华军火禁运限制的国家是苏联，但苏联的对华武器输出并不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而是为了扶植中国国内的“进步力量”——就当时局势来说，显然是反对军阀的中国国民党，也包括“进步”的冯玉祥势力。第三个重要的对华武器出口国是捷克斯洛伐克，它独立后继承了奥匈帝国庞大的军工生产体系，斯科达兵工厂和布尔诺国营兵工厂（Zbrojovka Brno）可生产包括火炮、机枪、步枪、弹药、汽车乃至坦克等一系列军火产品。从1922年开始，为数可观的捷克军火在波兰的港口装船运往中国，包括7万枝vz. 98/22步枪，以及布尔诺兵工厂新开发出来的ZBvs26轻机枪。到1926年捷克军火出口额高达2.8亿克朗，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华出口。通过打破列强军火禁运，捷克武器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认知度，后来在1937-1938年中国抗战爆发初期，捷克迎来了第二次对华军火出口高峰，1938年出口了7亿克朗的武器，占其出口总额的6.8%。

总的来说，由于列强第二次对华武器禁运存在的巨大漏洞，这个禁运协定到1924年已经变成一纸空文。据统计，到1927年为止，运往中国的外国武器价值超过了一亿美元。这次禁运显然是失败的。

国共内战中的武器禁运

1944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曾飞赴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达成了《五条协定草案》，对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作出了规划，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国民政府改组为包括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物在内的联合政府等内容。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很快在受降区发生军事冲突。当年8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飞赴重庆，与国民政府展开谈判，并达成《双十协定》，但此后仍无法避免军事冲突，中国有陷入全面内战之虞。美国总统杜鲁门遂派马歇尔将军赴华调停纠纷。

1946年1月10日，马歇尔、周恩来、张群达成国共停战协议，并通过北平军调处来执行停战协定，以此为即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做准备。但是在随后的国共谈判中，双方在军队整编方案上无法达成共识，于是战端重启。为了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其同意美方的调停方案，7月29日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建议下宣布对华实行军火禁运。这次禁运从1946年8月持续到1947年5月26日宣布解除，前后历时10个月。

有观点认为1946-1947年的这次禁运严重地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并导致国共战场的力量对比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比如当时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黄仁霖就回忆说：“由于美国禁运军火，我们立即发现我们由美国顾问用新式装备所训练出来的新兵，因为他们的军火消耗无法补充，无怪乎有若干师军队因为没有军火可资抵抗，而不得不向敌投降。但在共党军力方面，则由于苏俄在抗战胜利之后，将其所掳获的日军堆积如山的军火，全部转手供给了他们，而日益壮大了。”

但是美国学者易劳逸在《毁灭的种子》一书中则认为这种观点多出自美方资料，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对“谁丢了中国”这一问题的互相指责；而中方特别是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则显示，直到1947年6月，国民党军队并无武器匮乏之虞，台“国防部”1950年印发的《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也没有把缺乏装备作为失败因素。国民党一方在国共战场上面临的最主要灾难是士气低落，指挥无能，不同派系间的钩心斗角（中央军之外的地方系部队大量倒戈起义就是一例），以及总体战略上的高度消极。美国驻华武官在1948年12月统计说，国民党手中约75%的美援装备和物资被共产党军队缴获。从1948年9月到1949年2月的四个半月中，解放军缴获了170.9万支步枪、卡宾枪和手枪，19.3万支自动步枪，3.7万门火炮和1.2万辆汽车。

194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4年前曾与罗斯福竞选的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再次参选。在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大会上，杜威提出要加强与中国的友谊，并且将尽快巩固制订美国国内的反共法律。蒋介石本来就因马歇尔调停、军火禁运等事与杜鲁门不洽，因此在大选中支持杜威一方也在情理之中，但程思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说的1948年蒋给杜威送去“金援”助其竞选之说，则恐怕是空穴来风，顾维钧等人也在回忆录中对这种可能性加以否定。

即使杜威获胜，对国共内战的局势也不会造成什么决定性的逆转影响。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宣誓就职，同一天（国际日期变更线缘故，中国是1月21日）蒋介石黯然下野。

如果说蒋介石在1948年支持杜威对后来的政治局势有什么影响，那也是反映在他退败台湾以后。美国决定不再向其提供新的军事援助，用杜鲁门的话说，“不能被牢牢地钉在一个已经名誉扫地的政府的桅杆上，去参加一场早已注定失败的斗争”。 1950年1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无意卷入台湾的防卫，也不派军事代表团去台湾。从当时的形势以及杜鲁门的态度来看，如果不是当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则美国很可能彻底放弃蒋政权，任由中共军队渡海统一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