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8日凌晨4时，北京西四环路发生了一场神秘车祸，一辆黑色的法拉利豪华跑车断成两截，车内一位23岁的年轻男司机当场死亡，车内两名年轻女乘客一死一重伤，而那名男司机正是令计划的独子，令谷。为了让自己如日中天的政治生命延续下去，令计划必须隐瞒这场称得上丑闻的事故，而要瞒下这场已经被公安接手的车祸，就不得不经过掌管整个政法系统的周永康。
2016年7月4日，令计划被判处无期徒刑，令案宣告终结（图源：网络）
于是，这场车祸不仅让令计划的政治生涯断成了两截，也让外界长期认为壁垒分明的所谓中国政治“派系”模糊起来。在外界看来，令计划毫无疑问具有鲜明的“团派”政治背景。而周永康则一直被看做另一“派系”人马。
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以“派系”来划分中国政治势力的思维来审视令计划，他绝不应该瞒着胡锦涛与周永康私下协议，而被视作另一“派系”重要人物的周永康也不能背着本派大佬包庇令计划。这一事件的发生，足以证明所谓的“团派”并非以往外界认为的那样是个联系紧密的政治势力，而所谓的“团派”与其他派系之间也并非互不两立的政治斗争关系。
这次两派重量级人物看似意外地结盟，打破了外界对中共高层的固有认识。一直以来，由于中高层政治的神秘色彩给外界造成了误解，使许多评论人士认为中国政治是将愚化大众和闭塞信息作为稳固执政的根本。在这种误解下，对中国政治的报道只能基于符合市场需求的现象，而这其中，“权斗”毫无疑问是最吸引眼球的。久而久之，在这种不透明的政治环境下，由于权斗八卦成为了唯一的消息来源，因此将中国政治简单划分为几个派系的斗争这一思维方式也逐渐深入人心。
习近平上台之后，显然有意打破外界这种热衷于以派系斗争解读中共高层政治的固有思维，包括令计划、周永康在内的一系列大老虎的落马，均证明了这种以权斗衡量所有的中国政治的方式太过肤浅。
习近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得到了某些元老的支持，所以被权斗思维者们认为有某一“派系”的倾向。但在习近平领导下的新一届政府开始铁腕反腐，且拿下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等大老虎后，权斗思维者们又称习近平是在清洗某一派系，已与此前的解读前后矛盾。而如今，有浓厚“团派”色彩的在任高官令计划也落马，实难继续以单纯的派系斗争对其进行解释。因为如果按照派系权斗的思维：首先，胡锦涛裸退，给予习近平最大的政治支持，习近平本人当时也赞扬胡锦涛此举“高风亮节”，那么对于曾经在胡锦涛执政时代担任过中办主任的令计划，多少也会留些情面；其次，如果中国政治真的能够简单分为“团派”等几个派系，那么身处其中任何一派的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愿意同时与其他派为敌。但是很显然，反腐到今天，被围剿的高官已经没有派别之分，不论在权斗思维中被归为哪个派系，都无法免于查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的中国，腐败呈现出团体性的特点。回顾周永康、徐才厚与令计划的查处过程，无一不是对一个团体腐败的围剿：周永康案涉及了由石油系统、政法系统和四川官场等体系相互交织的错综关系网；徐才厚则涉及众多买官卖官与谷俊山贪腐案；令计划更是组织了独立而秘密的“西山会”，导致查处令计划不仅需将整个令家连根拔起，而且山西官场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地震，省常委一度由于被调查人数太多而不够决策投票人数。一时间，山头主义成为中国反腐的最大整治目标。针对这种现象，习近平近来曾在多次讲话中批“圈子文化”和“山头主义”，而私下搞小团体也一直是中共高层的大忌。
(李华 评论)
诚然，反腐需要对山头主义进行打击，但它并不属于坊间将中共简单划分为几个政治派系这样的偏执范畴，更不属于阴谋权斗的负面范畴。在现代政治学的观念中，任何政治组织内都会有政治斗争，因为每个人的观点与执政思路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斗争并不是阴暗逐利的，而可以用党内民主、遵循法治的方式来表达，很显然，目前的中国反腐正是这样一场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以为改革铺路为目的的政治斗争，将其偏激的理解为以派系阴谋为主基调的权斗是不切实际的。
权斗舆论对中国政治的偏见，已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习近平政府三年来的反腐成果。当然，这其中有许多中共自己造成的原因：政治不透明导致了人们只能通过猜测来寻找真相；落后的国家治理体系造成的封建、专制形象使历史上的权斗印记与之形影不离；陈旧的政治话语体系和宣传手段也为权斗舆论的生长提供了土壤；中共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党内路线斗争也为今天的猜测提供了合理性……多重原因之下，造成了以权斗解读中国政治的思维在坊间积重难返。
然而不幸中暗藏了幸运，令计划、周永康等高官落马，带出的所谓政治派系密谋的故事，恰巧成为了洗清过往关于中共派系权斗传闻的最佳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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