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帮助中共走向世界

1970年，加拿大宣布与中国建交，成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自此加拿大政府开始有意地提高白求恩在加拿大的地位。透过提高白求恩的地位，中、加两国确实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但他们也各自有其他的考量。比方说，加拿大借由友善的中国政策，打算与当时极度反共的美国区隔开来，以建立自己在国际上的能见度。至于中国，与加拿大的交好，不但带来经济上的援助，双方的建交也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大夫（图源：新华社）

白求恩在中国家喻户晓。他的知名度要归功于在他过世之后，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而这篇文章在文革时期是必读的“老三篇”[1]之一，和《毛语录》一样，人人都背到琅琅上口。

但谁是白求恩？他跟毛泽东又有什么关系呢？

白求恩其实是加拿大人Norman Bethune的中文名字。1890年，他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一个苏格兰裔的家庭，父亲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母亲也是同属于长老会的传教士，家中宗教气氛可谓十分浓厚。不过，大概是物极必反的关系，白求恩后来不仅成为一名无神论者，而且他选择和祖父相同的道路，进入多伦多大学修读医学。

在他就读医学院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爱国心切的白求恩立刻休学，加入加拿大陆军医疗队，1914年9月前往英国，隔年再赴法国参战。而后由于在战况激烈的比利时伊普尔（Ypres）城[2]不幸负伤，他被紧急送往英国接受三个月的治疗。痊愈后他回到多伦多完成学业，最终取得医学士学位。

一般而言，刚踏出校门的毕业生会忙于求职，或是全心投入新工作，但白求恩或许有憾于他先前从军时间过于短暂，便再度加入加拿大皇家海军，担任中尉军医。战后，他先在加拿大行医，没多久又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进一步受训为外科医生。

从云端跌到谷底

1923年，33岁的白求恩娶了22岁的苏格兰女孩，法兰西丝·潘妮（Frances Campbell Penney）。小俩口在欧洲蜜月旅行半年之后，选择在美国底特律落脚，白求恩也再度开业。对此时的他来说，未来似乎一片光明。

可惜，白求恩是十足的工作狂，常常把老婆晾在家中，而且据说他脾气暴躁，极难相处。他跟法兰西丝的婚姻因而仅仅三年就宣告破裂。但他的霉运还没走到尽头，肺结核很快就找上了他。虽然这种病在当时并非不治之症，却有极高的死亡率。因此也难怪，在得病后的住院疗养期间，他一度万念俱灰，以为死神将近。

在偶然的机会下，他读到一篇关于人工气胸的文章，尽管风险很高，白求恩却深信这可能是治愈肺结核的好方法，于是极力说服医生为他动手术。果然，他的判断与赌注是对的。手术后他的身体大有起色，1927年年底就顺利出院。

富人的结核病，穷人的结核病

罹患肺结核的经验影响白求恩的人生相当深远。他决定要尽全力救助更多的结核病患，于是，他前往蒙特娄，跟随在肺外科领域数一数二的爱德华·亚奇博德（Edward William Archibald）教授学习。后者在麦基尔大学执教鞭，也在隶属于麦基尔大学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Royal Victoria Hospital）担任外科医生，而身为亚奇博德教授第一助手的白求恩也同样在教学、研究与临床之间忙得不亦乐乎。精力充沛的他还抽空发明了像是肋骨截断器等数项外科器材。

1920年代后期的蒙特娄，确实是个学习如何治疗结核病的好地方，有着世界知名的肺外科专家，但讽刺的是，魁北克省的肺结核致死率也高居全加拿大之冠，而大多数病例就集中在蒙特娄。此外，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作为加拿大第一大城的蒙特娄也遭到重创，失业率节节攀升，许多人不是被迫同挤一间狭小公寓中，就是流浪街头。在这种情况下，就别提如何负担得起当时“按服务收费”（fee for service）的医疗服务。

白求恩曾感叹地说，他常常面临要不要让病患出院的两难。因为他深知，病人即使痊愈出院，也只是回到最初让他生病的地方。

他还说过，结核病有两种，一种是富人的结核病，一种是穷人的结核病。富人得了结核病可以治愈，穷人得了结核病却是死路一条。

原因无他，只因为穷人没有活下去的本钱。

正式加入共产党

从以上这段话就可以看出，白求恩已经注意到阶级问题。他对医疗制度的社会层面开始感兴趣，并主张肺结核不仅仅是生理疾病，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可是，他的观点并未获得同事的认同。而他在穿着上、教学态度上不拘小节的态度也与保守拘谨的同事格格不入。更糟的是，他跟亚奇博德教授的关系日渐恶化。1932年秋天，他被迫离开皇家维多利亚医院。

幸好，蒙特娄圣心医院（Sacré Coeur Hospital）新成立了结核病科，正需要人接下主任一职。1932年11月，他便转往圣心医院工作。在那里，白求恩依旧不改初衷。他发现他对于结核病的认知以及对社会变革的企求，都可以在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找到共鸣。

或许就因如此，1935年，他前往苏联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亲眼见证到苏联全民医疗福利制度的优点。深受启发的他返国后便大力鼓吹社会主义的医疗制度，也成立蒙特娄保障人民健康团体（Montreal Group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Health），收集资料研究贫穷与疾病之间的关联。1936年，白求恩更进一步成为加拿大共产党的一员。

共产中国的英雄

虽然白求恩一心想为人民服务，加拿大人民却普遍对他的提议兴趣缺缺，某些他的同行也大肆抨击他对于医疗制度改革的看法。心灰意冷之余，白求恩辞去圣心医院的工作，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行动。

当他再度返回加拿大时，正值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坚信“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役”的他，1938年1月前往中国。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加拿大，也是他参与的最后一场战争。

他一抵达武汉，首先见到的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接着在3月底他到达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跟时任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会面。两人数小时的交谈给白求恩留下很深的印象。不过，白求恩并未留在延安太久，一个月后，他反而深入战况更加激烈的晋察冀边区。因为有毛泽东的背书，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便聘请白求恩担任军区卫生顾问。

尽管白求恩拥有丰富的战地医疗经验，他依旧震惊于晋察冀边区医疗环境的恶劣。其中最严重的是，专业医护人才的不足。因此，尽管语言不通、必须仰赖翻译的困难，他还是快速地训练出一批年轻人接手急救和基本外科手术，再让他们把所学到的知识传播出去。

强调“医生不应该坐等病人来找他们，而是应该到病患身边去”的白求恩，也亲自带领一支流动医疗队，主动到前线去医治伤员。而他的出现也大大提振了八路军的士气。

据说，白求恩曾在69个小时之内连续进行115次手术，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加上伙食不好，使他的免疫力逐渐下降。他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感叹，他的视力变差，牙齿也不太好，有一边耳朵也听不到。他越来越疲惫，以致于在一场手术中，他一不小心就割伤了左手中指，他当时还不以为意，却在稍后治疗另一名严重感染的病人时，感染了败血症。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病逝于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

白求恩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非常短暂，但却是这个亚洲国家给了他历史上的定位。

当他过世的消息传到延安，共产党为他举行了长达四小时的纪念大会，陆续前去悼念他的人数也高达万人。然而，使白求恩声名远播的真正关键是毛泽东的文章《纪念白求恩》。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将白求恩塑造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社会主义的榜样。文革期间，再透过强制背诵的方式，灌输人民以国家与团体利益为重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国以白求恩命名的医院、学校接二连三地成立。中共还发行以白求恩为主题的电影，以及邮票、徽章、海报等多种纪念品。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白求恩从一名加拿大医生摇身一变为共产中国的英雄。

一把开启中国大门的钥匙

然而，白求恩在故乡加拿大的知名度却远远不如他在中国的名气。

因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二次大战期间，由于苏联对纳粹德国径自出兵西欧的行为不闻不问，被加拿大人视为纳粹德国的同路人，而加拿大共产党也被当作苏联的爪牙。

1940年6月，加拿大政府进一步宣布加拿大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在这种背景之下，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只会带来灾难，他的亲友多半害怕受他牵连，甚至他的侄女就干脆烧毁他从中国寄来的所有信件。到了冷战时期，民主阵营与共产势力泾渭分明，特别是韩战时中国与加拿大两边军队第一次直接对峙，加拿大人更不会给自家的共产党什么好脸色看。

必须等到1960年代，加拿大才逐渐认识到白求恩的重要性。

在此之前，加拿大与中国虽没有正式邦交，非正式的往来却不少。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导致中国食物严重短缺。加拿大不顾美国封锁中国的禁令，第一个向中国伸出援手，从1958年起便输出小麦到中国。也许有人会认为，加拿大此举纯粹就利益考量，但两国关系确实因此逐渐破冰。

1960年，为了纪念白求恩的贡献，一支北京京剧团远赴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演出。隔年，麦基尔大学医学院雷诺·克里斯帝（Ronald Christie）教授等人到中国参访，与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协议展开学术交流计划。

无论是政府单位或是民间，在双方日趋频繁的互动中，白求恩是难以忽视的关键字。加拿大人去中国时，会发现当地人对他们猛夸白求恩的无私精神，或者邀他们去石家庄参观白求恩墓园。而中国人去加拿大时，必逛景点之一就是白求恩出生地。

加拿大人，特别是政治人物理解到，白求恩是一把开启中国大门的钥匙。

重新“发现”白求恩

1970年，加拿大宣布与中国建交，成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自此加拿大政府开始有意地提高白求恩在加拿大的地位。

1972年，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式承认白求恩为重要历史人物之一。隔年，在加拿大当时的总理皮耶·杜鲁多（Joseph Philippe Pierre Yves Elliott Trudeau，也是现任总理贾斯汀·杜鲁多的父亲）访问中国期间，加拿大政府顺利买下白求恩故居，并着手改建该处为纪念中心，3年后对外开放。另外，在杜鲁多总理第三次访问中国时，他送给中国两件白求恩发明的外科器材。1977年，加拿大广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简称CBC）推出电影《Bethune》，由据说很崇拜白求恩的加拿大影星唐纳·苏利文（Donald Sutherland）扮演该角色。[3]

在加拿大官方重新“制造”白求恩形象的过程中，中国也帮了一把。除了不断有中国游客前往白求恩的出生地参观，1977年，中国政府送给蒙特娄市政府一座白求恩雕像，这座雕像而后矗立于位在市区的白求恩广场。1983年，中国驻加大使赠送白求恩相片集给麦基尔大学。1990年，为纪念白求恩诞辰一百周年，两国还联合发行纪念邮票。

加拿大认同与“两个中国”

透过提高白求恩的地位，中、加两国确实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但他们也各自有其他的考量。

比方说，加拿大借由友善的中国政策，打算与当时极度反共的美国区隔开来，以建立自己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加拿大与美国虽然都曾是大英帝国的一份子，二次大战后，美国却在国际政治上、流行文化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让许多加拿大人开始思考加拿大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是加拿大文化等问题。因此，加拿大政府主动与中国交好的策略，可以视为加拿大向美国、向国际社会宣示：我们拥有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不是美国的附庸！

至于中国，与加拿大的交好，不但带来经济上的援助，双方的建交也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尽管国民党在1949年撤退到台湾后，实际统治的领土与人民都大幅缩小，但西方国家起初囿于意识形态，仍承认作为“民主灯塔”的中华民国是唯一的中国。

然而，随着国际情势的转变，西方社会转而认为由蒋介石领导的政府法西斯极权，贪污腐败；而毛泽东领导的政府才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声音。这当然过度美化了中共政权。不过，加拿大与中国的建交就像推骨牌一样，西方各国继加拿大之后纷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正当性。

那么，该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怎么办呢？

杜鲁多政府在这点上倾向承认“两个中国”的现实。只不过，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是中华民国，都拒绝接受“两个中国”的存在。双方角力之下，最后则由中华民国于1971年退出联合国作结。

回顾白求恩的一生，既为国家而战，也为人民而战。他生前已经活得如此不平凡，然而，他绝没想到，自己死后会变成一个传奇，不仅搭起中、加双方友谊的桥梁，还间接扭转了东亚的政治局势。

注解

[1]“老三篇”指的是毛泽东写的三篇文章。除了《纪念白求恩》之外，另外两篇是《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

[2]白求恩于1915年4月第二次伊普尔之役（the Second Battle of Ypres）受伤。此战之惨烈令另一名加拿大军医JohnMcCrae写下《在法兰德斯田野上》（In Flanders Fields）这首著名诗歌。加拿大十元钞票上也曾印有这首诗的部分诗句。

[3]1990年，CBC与中、法两国合作，推出电影《Bethune：The Making of a Hero》，仍由苏利文扮演白求恩，英国女星海伦·米兰（Helen Mirren）扮演法兰西丝·潘妮。